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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ation)，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涵义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的同时，国家或社会利益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而这一点，也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内在的价值追求。 　　一、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刑事和解顺应了刑罚目的从报复、惩罚到更加理性的教育、修复的司法改革潮流 　　我国刑法学家储槐植先生提出了从过去到未来的有五种刑罚结构类型：死刑占主导地位；死刑和监禁刑占主导地位；监禁刑占主导地位；监禁刑和罚金占主导地位；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这一变化体现了刑罚由繁到简、由重到轻和刑罚目的从报复、惩罚到更加理性的教育、修复的司法改革潮流。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要求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既要严格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又要切实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把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统一了起来。与此同时刑罚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报复、惩罚而是转为更加理性的教育，以致促使犯罪人尽快、尽早的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制度在制度设计首先是从当事人主义出发，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达成谅解，使也已破坏的社会关系在权力机关外得以恢复，这样不仅对受害人进行了补偿亦是加害人在赔偿并获谅解的基础上避免刑罚。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 　　（二）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许多犯罪中，加害者和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行为打破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被害人可能并不想单纯地对加害者进行报复，而是需要面对面地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得到加害者的忏悔与弥补；加害者也有必要了解自己的罪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通过一定的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刑事和解强调治疗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二、我国???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 　　（一）传统文化基础 　　在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核心和至上理想是追求和谐，强调和平与和谐的主要基调，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儒家思想体现在人们的思维中就是“和为贵”的观念，在伦理道德上要求人们与周围的人和睦共处。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正确的态度是自省、自我批评、谦让或向他人让步、迁就或妥协，而不应坚持自身利益，主张自身的“权利”将对方诉诸法庭。因此，追求和谐的儒家文化落实在诉讼上以诉讼为非，追求“息讼”、“无讼”的理想状态。即使实践中发生纠纷，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官员们不要轻易诉讼，而以调解解决纠纷，即用劝说、教育的方法使当事人对自己原来的主张予以反思，以帮助他们在庭外和解，并因此放弃诉讼，最终使当事人相互和解，从而使个人间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团结得以恢复至冲突发生以前的情况。刑事和解制度正好契合了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息讼”、“无讼”的理想状态，使刑事和解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 　　刑事政策使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主流来看，我国当前推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奉行的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的价值取向。“宽严相济”是新时期，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就刑事法律如何保持社会良好运行状态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具体来说，是要坚持区别对待，尽可能给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改判缓刑；对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或者经过监管改造、却有悔过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探索实行社区矫正；对与法律、政策规定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的，应视具体情况，从宽处理。这种可伸缩性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先期的制度保障。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第五编中增加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一）第277条集中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和适用范围。据此，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是：（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权）规定的犯罪案件，同时在量刑上界定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以及渎职犯罪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第277条第（1）项主要体现了对“加害—被害”关系的尊重以及对被害人利益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