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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非凡人物、不朽作品 　　2012年10月10日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李春芬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先生一生风骨嶙峋、德慧双修，才足以贻同侪，智足以发后学，为当代地理工作者留下了无限的景仰与追思。先生对区域地理尤其是美洲地理有深入研究，在5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朝乾夕惕、笔耕不辍，虽非著述等身，但亦先后有多部宏篇巨作问世。其中，上世纪70年代的“秘鲁200浬海洋权的地理分析”（1979年）一文立意高远、说理深刻、文风扎实、气格沉著，不仅颇具议论说明形式之美，而且在学术思想上坚持了区域地理学综合分析的一贯原则，上承《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之精髓，下启《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之脉理，遂开国内区域地理研究一代之风尚。唯有记忆能触摸人们的心底，能唤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东西是不该休眠的。笔者不揣冒昧，愿于此奉出重读该文的几点心得，与读者分享。 　　1 从中国文人的道德境界看此文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欣赏文章就是欣赏人。身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德之不立，无以立言，有了超人品德，方有超人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里，儒家主张文人不仅要“安人”、“立人”、“达人”，还要“博施济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道德修行的最高境界，所以大气磅礴的文章大多寄托着作者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儒家在《大学》里对自己的使命进行了总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中国传统文人往往把自己的学术使命定位在两个方面：为官，则尽职尽责；为师，则教化民众。在这里，文人的学术使命是服从于社会使命的，学术价值体现在社会使命的完成上，体现在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上。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压力。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它标志着中国外交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强调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这是我国外交战略和指导原则的根本性转变。而实际在此之前，我国在对外战略已有所调整，开始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中国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支持，并开始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立以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①。当时第三世界各国,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掀起了一系列巨大的斗争浪潮。其中，7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各国掀起的为维护领海主权、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成为热点。在此背景下，为配合当时即将召开的国际海洋法会议的形势要求，李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心得，于1973年1月4日《人民日报》国际版上发表了“拉丁美洲国家为保卫本国海洋资源而斗争”一文。在文中，先生从地理学角度对拉丁美洲国家首先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权问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做了论证。此文发表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述评节目两次全文广播，后又被《北京周报》全文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文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和提炼，先生最终写成“秘鲁200浬海洋权的地理分析”，并于1979年1月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复刊第1期上。 　　在文之初先生便开宗明义，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光辉理论和关于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照亮了外国地理的前进方向……给外国地理的发展带来巨大鼓舞”之语，点明了本文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为当时的中国外交路线提供学理支撑；而在文章结尾，先生则用“二者的相互结合与相互渗透来说明这一斗争的争议性”收题，实现首尾照应，从而尽显卷藏在胸臆之中的救世情怀。虽然意识形态化的表达方式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但它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并未对本文的历史价值造成太多影响。笔者在不停地思索着一个问题：当我们于先生学术作品中寻觅其学术高度之时，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兴趣投放到先生身上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生把自己的毕生投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在先生那里，文人的自身价值、地理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2 从中国区域地理学的发展看此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由伟大的作品来成就，伟大的作品需要回答那个时代的伟大问题。此文之所以是一座丰碑，是因为它因应时代要求，通过示范效应解决了困扰中国区域地理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性问题。 　　第一，中国的区域地理学应该往哪里去？区域地理学曾长期被视为地理学的核心。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数量分析等新方法广泛地应用，分析实用主义及法则典范的观点开始在地理学家中散布，部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