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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土地改革的实行。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土改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土地改革，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