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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 　　【关键词】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 　　【摘 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该墓位于徐州市东郊，1995年由南京博物院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联合发掘。由于早年曾遭盗掘，能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证据至今尚未发现，人们只能根据其它非直接因素来推断墓主是谁。西汉时期徐州地区共有12代楚王，墓主究竟是哪代楚王呢？学者们经长期讨论，排除了第一代以及第四至第十二代楚王的可能，将焦点锁定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身上。认为墓主是第二代楚王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认为墓主是第三代楚王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以及墓中所见种种反常现象等。本文拟对两种观点加以辨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们的意见。 　　一、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及墓中 　　所见种种反常现象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总体结构采用轴对称布局，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椁室、后室及陪葬墓等组成。刘照建、张浩林先生认为：“狮子山汉墓多处具有早期特征，其巨大天井更是徐州楚王陵墓所仅见，是西汉竖穴崖洞墓向横穴崖洞墓过渡的体现，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点。”[1]孟强先生通过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葬结构的分析，也认为：“此墓仍处于竖穴墓向横穴式崖洞墓过渡的阶段。”[2] 　　西汉早期，葬于徐州地区的楚王先后有五位。他们分别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前201—179在位）、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前178 —175在位）、第三代楚王刘戊（前174—154在位）、???四代楚王刘礼（前153—151在位）和第五代楚王刘道（前150—129在位）。目前，西汉时期徐州地区所发现的楚王墓共有8处，属于早期的有楚王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和北洞山汉墓。楚王山汉墓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因有《水经注》的明确记载为依据，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因此，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和北洞山汉墓的墓主将只能在第二至第五代楚王间选择。刘照建先生认为，北洞山汉墓为第四代楚王刘礼的墓，因此狮子山汉墓和驮篮山汉墓的墓主只能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之间选择，又因为狮子山汉墓早于驮篮山汉墓，所以狮子山汉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墓，而驮篮山汉墓为第三代楚王刘戊墓。 　　刘照建先生的推理似乎没有问题，但细察却大有疑问。首先，刘照建先生推论的前提是北洞山汉墓的墓主为第四代楚王刘礼，然而墓主未必是刘礼，也有可能是第五代楚王刘道。到目前为止，关于北洞山汉墓墓主的观点不一，迄无定谳，因此，如果北洞山汉墓墓主不是第四代楚王刘礼，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狮子山汉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墓的观点也就无法成立了。其次，狮子山汉墓未必早于驮篮山汉墓。刘照建先生判定北洞山汉墓为第四代楚王墓、狮子山汉墓早于驮篮山汉墓的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的特点，但墓葬形制的变化通常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第四代楚王与第五代楚王的下葬时间仅相差22年，第二代楚王与第三代楚王的下葬时间也仅相差21年，所以刘照建先生的推理过于简单，其结论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狮子山汉墓与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的形制相同点甚多，仅仅依据墓葬形制的细微差别，即排出三墓的时代先后顺序，其结论过于勉强，难以使人苟同。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有种种反常现象，如：墓道口外巨石尚未移走，墓内塞石混乱摆放，大多数墓壁加工粗糙，一间侧室与其余侧室相比进深过小，后室壁面有继续向后开凿的趋势，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并未彻底完工。 　　不少学者认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这些反常现象与第三代楚王刘戊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的生平正相吻合，进而认定墓主应为刘戊。我们认为，正常的营建活动的确可因突然事件而中止，但突然事件不限于刘戊的兵败自杀，同样适用于刘郢客的突然去世，因此该墓的种种反常现象与兵败自杀并无必然关联，不能据此就认定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 　　二、金缕玉衣和玉棺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虽早年遭盗，但仍有大量精美文物出土，为探究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信息。王陵随葬品中玉器甚多，这些玉器大致可分为丧葬用玉、礼仪用玉、装饰用玉和生活用玉四类。丧葬用玉包括玉衣、玉棺等，礼仪用玉包括玉戈、螭龙玉饰等，装饰用玉包括人体装饰和器物装饰，生活用玉包括玉卮、玉高足杯、玉耳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