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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政权建设视角下中央苏区农村教育 　　摘 要：本文从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指出开展农村文化教育是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经过中央苏区的努力，当时的农村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从后来的效果上看，它极大地促进了乡苏维埃政权的相关建设。 　　关键词：乡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10-03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是苏区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据统计，自1978年至今，发表相关论文38篇，出版了相关的专著或资料汇编25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研究的，缺乏从基层政权建设视角来看待教育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来探讨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期望能对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所助益。 　　一、教育乃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革命者看来，革命与建设两者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故而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的同时也肩负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担。乡苏维埃（简称乡苏）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村的基层政权，与农民最接近，它的巩固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红色政权的成败。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而言，它既需要与政权建设相匹配的有能力和水平的组织领导者，也需要受到相应知识教育的广大农民群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乡苏政权建设之初，两者的水准与政权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政权建设的相关教育显得极度迫切。 　　毛泽东认为：“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事。”[1]343可是，当时的中央苏区乡苏干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缺乏，二是素质不符合政权建设需要。乡苏作为基层的政权，需要众多的基层干部，但是，当时的基层干部极度缺乏。1929年10月，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向省委报告说，农村基层干部“应付不来，而且不够分配，处处感觉人力（少），这是闽西目前的普遍现象”。[2]1511930年4月，巡视员张怀万在巡视赣西南根据地时痛感农村“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南唯一严重问题，因为工作的开展，—时创造不出来这样多干部，现在各乡委工作大都建立在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亦是新提拔的工农分子”。[2]210更为严重的是，就连这极为稀少的现有乡苏干部状况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政治水平低，工作上事务主义，干部只做行政的技术的工作，忽视政治上的联系，处理问题简单化，导致工作上错误和造成损失；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肤浅，工作能力提不高。尤其是工农干部略为识字或能写普通信件的为数不多。[3]111-112乡苏干部的稀少和素质低下对于政权建设极为不利，人员少使得某些最基本的工作也无法进行，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农村“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2]5更遑论别的职责了。而素质低下更是对乡苏政权产生不良的影响，“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4]72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乡苏政权最基本的选举活动都走了样，有的乡苏把吃鸦片烟的民众一概剥夺了选举权，有的把45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乡选举委员会分会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农村干部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1931年12月，中央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指出“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70-72 　　在乡苏政权建设过程中，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群众的状况无法跟上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首先，农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如闽西地区250万人口，只有几十所中学，几所农校和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几百所公私立小学或学堂。[6]3由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众多的文盲，据毛泽东在寻乌县的调查，该县不识字的人达百分之六十，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不超过三百人。[1]224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央苏区农村群众普遍没有民主参政议政意识，对政权的相关活动不甚热心。在乡苏的民主选举中，农民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涵义都无法理解；在中央苏区的许多地方，农民们认为不管谁掌权，最终还是老百姓吃亏，对乡苏态度漠视，甚至不参与选举。[7]102其次，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封建落后观念根深蒂固，农村群众间隔阂较深，比较突出的有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等。由于社会组织宗族势力强大，“说共产党不分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