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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县级管理整编 　　[摘 要]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 　　一、国民党时期县级管理模式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建立了“党国”体制，党国体制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进行最初的尝试，并全面成熟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党国体制提出“党在国上”，在政治管理模式上，采用“党政双轨制”管理模式，表现为党务组织系统和行政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具体表现为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分别和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设置的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这样一个组织构架。在训政时期，中央一级采取的是“以政治党”的原则，“党政分治制衡体制”应用于地方一级。在这里，对县党部的定位主要是直接监督领导党的基层党组织，它在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构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是县党部的权力机关[1]。 　　国民党之所以在县一级设计这种县党部与县政府双规并进，党政分开的体制，是有着一些原因的：首先，在初期，国民党只是在形式上对中国进行了统一，在实际上，一些省县还是处在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很难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组织，还要对这些地方实力派默许甚至是低头。在这种情形之下，县一级的党部还不可能像中央党部一样对同级政府进行控制和领导，只能做一些琐碎的工作，如对民众进行宣传、训练和教育等等。其次，国民党的领导者们对地方党部的地位是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国民党中央对于“以党治国”的认识是国民党以整个党监督指导整个政府，而不是以各级党部监督指导它们的同级政府。 　　二、国民党对县级管理的要求 　　国民党的党政关系在国民党一党治国体制中地位十分重要，它影响着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最早对国民党地方党政关???进行说明的是蒋介石，他提到：“至于党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是很密切的，党部一方面要领导民众，一方面要辅导政府，另一方面又要监督政府去接近民众，还要领导民众去监督政府；这样方能使我们党的政纲政策，件件都能实行[2]。” 　　关于国民党地方党政的关系，一直是被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明确规定：“各级党部对于其同级政府之用人、行政、司法及其他举措，有认为不和时，应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咨请其上级政府处理；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的举措认为不满意时，应报告上级政府咨请其上级党部处理[3]。”也就是说县党部没有权利干涉同级政府。如果党政之间互相有意见和冲突，应报告各自的上级机关处理。同时认为，“党部与政府系统各别，行使此项职权，自有其分际”由此可知各级政府的施政方针无须经党部核准[4]。 　　当时的河南省党部特派委员李宗黄在开会时讲到：“我们就理论说，要拿一样东西来比喻，比喻兄弟姊妹，弟兄姊妹虽有长幼之不同，同是父母所生的，党部有如兄姊，政府有如弟妹，只有辅导之责，而无命令之权。……党要秉承中央的意旨，体察实际情形，用全副精神，将全省党务建立起来；苟有余力，则善意帮助军政，凡事不多动公文，凡事少说理论。……约束党部党员，尽力于本身职务，密切与党政合作，万一有不幸事件发生，只许呈诉，不许冲突，如此大公无私，至诚至敬，我想和军政方面，当然只有和谐，而无争执的[5]。” 　　三、国民党县级管理的实际情况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国民党中央的期望。地方一级的党政联系渠道，在初期是依托于政分会进行的。后来，各地政分会逐渐撤销，缺少了这个联系渠道的党政双方逐渐成为了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机构。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党政关系，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各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这一时期，县级党政关系大体上呈现为三种模式：1.以党督政；2.党政制衡；3.以政治党。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党部权利大于政府。 　　不管是初期的党大于政，还是后来的政凌驾于党，造成地方党政关系存在多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固有矛盾。党务系统和行政系统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并行发展，党政分离。在形式上，党政平等制衡，分工明确，互相监督，但是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使得党政之间政治职责界定十分模糊。在实际上，出于对政治权利等诸多因素的争夺，县级党政双方一致处于对立和斗争之中。 　　国民党推行的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其初衷是使政治体制更加民主。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是不利于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的。导致地方党政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它的根源主要是在于体制上。当国民党政治体制由单轨制转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