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docVIP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 　　【内容摘要】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关 键 词】长安风气；安史之乱；唐代诗坛风貌。 　　【作者简介】段 莹，北京大学中文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公元763年），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也对唐代的诗歌创作进程有着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盛唐诗风的终结。文人在这场动乱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盛唐人昂扬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在充满伤痛的时代氛围中，再也无人创造出盛唐式的雄壮浑厚的作品，盛世之音遂成为绝响。另一方面，动乱也促进了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等一代诗人的崛起，使诗歌艺术在盛唐诗风之外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在此提出盛唐长安风气的设想，试图从其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形成与乱后的消解之间的因果关系与趋势走向，来阐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诗风演进的历史。 　　一、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安史之乱前唐代诗坛的风貌 　　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在玄宗朝达到鼎盛，也因此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活跃在开元、天宝诗坛的主要诗人，绝大多数都曾经在长安供职、交游或居留。崔颢，开元十一年及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储光羲，乱前曾为监察御史；包融，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卢象，仕为校书郎、左拾遗、膳部员外郎；綦毋潜，开元十四年及第，迁右拾遗，复授校书；王昌龄，开元十五年及第，迁校书郎；陶翰，开元十八年及第，官至礼部员外郎；王维，开元十九年及第，乱前历右拾遗、御史、给事中；孟浩然，四十游京师，其诗为张九龄、王维称道；李白，天宝初至长安，投贺知章，荐于玄宗，诏供奉翰林???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天宝十一载去职抵长安，与杜甫等文士交往唱酬等等。陈铁民先生指出：“诗人们既聚首京师，则新知故交间互示篇什、切磋诗艺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说，长安又是一个诗歌创作和诗艺交流的中心。”[1]盛唐长安的诗歌风气，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起来的。 　　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开元到天宝的渐变过程。这还要从长安的发展进程说起。长安虽为都城，但在开元末年之前，由于人口众多、漕运不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物资日渐匮乏。故高宗一生曾七幸洛阳就食。武则天即位后，迁都洛阳，长安更加萧条。宋之问《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一诗言：“运改城隍变，年深栋宇摧。后池无复水，前殿久成灰。”便是对长安萧索景象的描绘。玄宗开元时期，亦先后五次行幸洛阳，共计近十一年之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一年，其后裴耀卿改革漕运，关中仓廪方始充实，长安才真正进入繁荣的局面。 　　经济的原因决定了开元时期长安的面貌。相比起洛阳“武子新布金钱埒，季伦欲碎珊瑚树”“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的繁华的都市商业化气息，长安则为皇祚所在，多高门贵胄，气象庄严，“玉台金阙纷相望，千门万户遥相似”[2]，本不以奢华为首倡。武周朝定都神都后，长安仍是京师，经济虽相对萧条，反而使之能够摒弃浮华，在庄严之外更具备一种简素的特征。玄宗即位之初，崇尚俭德，毁天枢、拆明堂，并颁布《禁断锦绣珠玉制》《焚珠玉锦绣敕》《禁断女乐敕》《禁断大酺广费敕》等。体现出欲以清刚淳朴之风力振颓靡的决心。这些敕令的推行，祛除了时人对奢华的盲目追求，使长安的清肃之风得到极大的凸显。与此相应，开元时代的文学风气也因之一变。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言：“寔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3]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子昂等文人纷纷以高古为尚，标举汉魏风骨，批判初唐以来宫廷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弊病。李白亦高唱“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批判建安以来之绮丽，倡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真淳自然的文学。元结亦不满于绮艳文风，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作为为文的宗旨。摒弃华伪、复古崇雅成为开元文人最突出的追求，从而开启了盛唐一代“风骨凛然”[4]“天然壮丽”[5]的诗歌风貌。 　　长安风气对开元文坛的引领，与其在开元时代所体现的简素之德密切相关。而裴耀卿改革漕运之后，关中物资极大丰沛，长安的经济便逐渐走向繁荣，其风气也相应发生转移，好朴之风渐隐而奢靡之风日显。玄宗在开元后期日渐堕入奢侈一途。其宠信番将，朝中任由李林甫专权，并专宠杨贵妃姐妹。豪贵雄盛，莫与之比，与即位之初的崇尚俭德、励精图治形成极大的反差。 　　天宝时期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