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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程序及相关制度进步与不足 　　摘 要：新《刑事诉讼法》一改长期以来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中的客体地位，确立了精神病人的主体地位。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限制纳入到司法审查之中；其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方一系列的权利；法定代理人到场权、指定辩护权、申请复议权等；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但仍应围绕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主线，在启动程序、检察监督、保护性约束措施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细化以完善现有的条文规定。 　　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 　　一、对当事人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权利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仍然将鉴定放在侦查一章里，从而使得鉴定仍然是作为侦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非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仍然没有赋予当事人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当事人仅仅拥有申请权。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近年来经常出现一些备受关注的典型案例，例如被众多媒体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其中原因不仅是因为邱杀人数量多，更主要的是其中扑朔迷离的精神病鉴定话题，而最终邱兴华未经鉴定就被枪决。由于精神病鉴定法定程序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被告人之间存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一些被告人被宣布不负刑事责任，连强制医疗都省略了，而另些被告人却连获得鉴定的权利都没有就被剥夺了生命。 　　事实上，面对强大的公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担证明责任，但当然地享有举证权利。精神病鉴定意见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而且属于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罪无的证据，是辩方的重要证据，可是法律却将这个证据取得的主动权仅仅赋予了司法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机关是侦查机关，侦查机关由于追究打击犯罪的天然属性，使其在收集这项证据的时候往往缺乏客观性，没有公信力。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如果完全掌握在公安、检察机关手中，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异常，公安、检察机关也可能基于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部分群众的情绪等原因，不启动鉴定程序，造成“被不精神病”并最???对其进行刑罚。 　　但是，允许当事人通过支付费用而进行的委托鉴定会影响鉴定的客观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辩方可能会隐瞒或者制造一些材料，只提供对己方有利的材料，信息的不充分和失真必然会影响鉴定人的正确鉴定。另外，和仲裁、公证一样，鉴定也是社会资源的引入，易受各种利益的影响，公权力需要对此进行监督。 　　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精神病的鉴定应当由公权力进行委托，但也应当赋予当事人一系列的权利和程序保障防止公权力机关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辩方如果认为需要提请精神病鉴定，应当先承担的举证责任，举证成功后举证责任转移至控方。由法院进行审查，应当充分说明理由，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或者决定，并且规定辩方对决定或者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同时，并且立法还可以规定一些强制启动鉴定的情形：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精神病的家族病史； 　　2、邻居朋友或者其他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密切关系的人证明其在作案前后行为有异常； 　　3、已被公安机关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等。 　　二、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定位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1、究其性质而言，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同于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害行为可能判处的刑罚种类为依据，适用非羁押性或羁押性的强制性方法。保护性约束措施却是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目的，为避免可能免予刑罚的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行为，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但是应当认识到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干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行为，实践中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措施有时是十分严厉的，比如邓玉姣案中为了对邓玉姣进行精神病鉴定院方对邓玉姣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收到限制。[1]对这种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进行限制。 　　2、对采取这种保护性约束的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条文没有进行规定，但是同一般未决犯一样被羁押在看守所是显然不合适的。“强制医疗具有医学关怀的追求，但本质上是对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的剥夺。”[2]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其本身具有较大的攻击性和危险性，在限制其人身自由时应当做到隔离关押，并且及时对其进行精神病治疗。执行机构采取的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目的的临时性约束措施。约束程度以使其不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人身安全的危险性为适宜程度。要实施正确、有效的约束，应当禁止使用粗暴、野蛮。故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监视居住的方式使其被约束在指定的精神病院。 　　3、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何）时启动保护性约束措施，但根据法条字面解释，公安机关在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