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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道起源 发展及当下面向 　　摘要：三代文化中已有“恕”思想之萌芽，孔子对之进行总结与提升，使之成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也是他的一贯之道。在儒、墨、道、法各家共同推动下，恕道思想在先秦达到发展的顶峰，秦代以降，历代思想家虽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忠君观念的强化迫使恕道地位一路走低。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际形势的变动与变革，促使人们在批判与传承中重新审视并阐发它的永恒价值，以期使恕道重回人心，为和谐人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共同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先秦；恕道；教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B222；B82-052文献标识码：A 　　“恕”字，虽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道”，却完整地形成于春秋轴心时代。儒、道两家虽然都为恕道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贡献，然而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贡献大。《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中又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两处记载说明，孔子视“恕”为终身行之者，其高徒曾子又视“忠恕”为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可见“恕”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居于何等崇高的地位！那么，孔子为何如此重视恕道，这一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一、先秦时期的恕道思想 　　在孔子以前的三代文化中，已出现了与“恕”意蕴相关的宽、宥、让、容等蕴含着换位思考、宽厚仁慈、恕让之元素的思想，且主要用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规范，同时更是人之为人尤其是执政者必须拥有的美德之一。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的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使无序的社会回归于《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状态。最终，孔子将济世之希望寄托于对人的改造上，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主张。 　　他继承并发展了三代文化中有关宽、宥、让等伦理精义，找到了成仁之方的“恕”，并将其提升至“可以终身行之者”的高度，成为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一贯之道。 　　“恕”伦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之所以重要，是因它与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一语概括之：恕即仁。例如《说文解字》曰：“恕，仁也，从心如声。”《管子·小问》载“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从《论语》相关论述可知，“仁者众德之统，万善之源”[1]；亦有学者指出，“从孔子的论‘仁’中，我们看到他几乎把殷周以来统治阶级所有的道德概念——举如孝、弟、忠、恕、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都包括到‘仁’里面去了”[2]，但仁的最根本处在于爱人。“仁者莫大乎爱人”（《孔子家语·王言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大学·中庸》）。儒家重血缘宗法关系，主张爱由亲始，但又不止于亲，要超越亲情，实现“泛爱众”，这种由爱亲而至的“泛爱众”，正是“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可见，行恕道就是行仁道。 　　这一思想，经过朱子与二程的阐释，更深入人心。如朱熹注曰：“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3]程颐也说：“恕者入仁之门”（《二程集》）。并且，曾子非常精辟地总结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原则，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谐关系的关键，也是孔子伦理精神的精髓”[4]《论语》记载孔子曾告诫子路，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则可称之为仁人。也就是说，“恭敬地、宽厚地、诚信地、勤谨地、实惠地处理人际关系，是推己及人精神的具体体现”[5]。 　　从字义上来看，“恕”上为“如”下为“心”，蕴涵着“视他人之心如己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以心度物”的深刻思想。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心”是一个极具特色并备受推崇、具有本原性和主体性功能的范畴，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司令部，也是儒家伦理的重心之所在。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美恶皆在其心”（《礼记·礼运》）；“修身在正其心”（《礼记·大学》）。孔子正是从己心人心相通的角度，隐含人心彼此平等互谅的理念，希望通过人伦秩序的重建，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他从人类共有的理性与情感出发，将“恕”提高到“一以贯之”的高度，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找到了共同的心理基础。 　　总之，孔子为先秦恕道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墨、道、法家及孔子后学也为恕道理论的完善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墨家的兼爱，拓宽了恕道的受施基础，而兼爱与交利的融通，则为恕道的自觉践行提供了动力支撑；老子以“报怨以德”来泯灭冤仇，化解冲突，而庄子对自由的推崇，正是道家“以百姓心为心”、不扰民的善治追求；法家强调“人性好利”，但也承认民心来源于对民利的满足，特别是管仲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