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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阶层在民初革命中行为探析 　　【摘 要】 文章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工商实业阶层对革命的态度从支持到反对的史实，认为中国工商实业阶层对革命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其终极关怀是“产权与秩序”，该特点决定了其民初支持革命与其后反对革命的行为。这一矛盾的表达也透视了中国工商实业阶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 　　【关键词】 革命；反革命；工商阶层 　　“革命”是指政府及有关组织和结构的重大的、急速的、激烈的改变。它常常意味着彻底脱离先前的任何历史模式，是与旧秩序的破坏紧密相连的。当然，它也蕴含着建立一种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新秩序。[1]240陈独秀曾说：“革命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2]620毫无疑问，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以破坏为其手段的。而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则是以稳定的秩序和基本的法律为基础。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以降低不确定性。也就是说，革命与工商业的发展是有矛盾的，对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反对革命本身，但最恐惧由此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范”。因此，对有产者而言，革命无疑是一种威胁。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其在革命中种种看似矛盾的行为。 　　一、参与革命 　　革命发生，“商界众人，大半唯忧各地起乱，于己商业有碍”，“既知政府之不可侍，又不敢投诚革命军，唯恐各处土匪而起，于己之财产有损，或提存款，或购金元，或存外国银行，终日营营，唯此是务，而商业因而牵动”。[3]113苏云峰通过对民初商人的研究认为：政治方面商人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为了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可能通过地方性及全国性的商业组织，发挥政治影响力。如果国家或地方的形势已经无法挽救，或其力量不足以制止革命党人或军人的起事，那么他们便会参与革命，以便将 “革命”尽力约束在秩序的范围内，以使其损失减低到最少。例如，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一开始还希望能镇压革命，他还为此特意拜访了袁世凯。但当他发现这股革命势力开始弥漫开来，便决定转向革命。革命发动之时，工商业者的参与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一些地方出现商人武装。例如，扬州商会成立自卫团，商会总理周树年为团长，人数达到15000人。[4]294另外，江苏泰州、东台、南京、宁波等地都出现了人数不等的自卫武装团体。但考察实业界组织的众多武装团体，都不是以革命为根本目的，而以确保商界安全，维持地方治安为其主要宗旨。在革命过程中，对革命者来说商人最大的贡献在于经济的支持。《申报》曾劝独立各省富绅，与其流离失所，四处避难，不如慷慨捐输，帮助革命军稳定局面。否则像汉口等地方“一经兵燹，身家性命俱不保，而家产亦已荡然”。[5]此种顾虑对实业阶层而言，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于保全地方秩序的考虑，会相应地承担筹集军饷、维持政府财政工作。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一些地方绅商纷纷慷慨解囊，利用各种形式给予革命以极大的支持。如扬州商会总理、典当业商人周树年在扬州光复后，召集各银号、钱庄负责人，清查清廷分存的附加捐税各款，悉数提出，以充军政费用。上海光复后，上海各商家借给沪军都督府银400多万两。[6]276另外，还有一些工商业人士参与军政府的组建，负责解决军饷问题。如上海的虞洽卿任沪军都督府的顾问官、闸北民政长，负责为都督府筹措军饷；[7]209南通刘桂馨任当地的财政长，负责维持地方军费[8]218。但是，各地无休止的催款，使他们疲于应付，即使连沈缦云这样的革命商人也无法坚持下来。因此，各地大局稍定，他们纷纷辞职了事。因为有了稳定的政府，官方可以为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买单，他们不需要再去继续支付成本，自然要辞去职务去务他们的本业了。因此，工商业阶层对于革命的支持、对于政府的参与，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讲的是“资产阶级”首次政治尝试，他们的行动乃是一种临时的客串，其目的就是“维持秩序”和“保卫治安”，以达到约束革命，维护工商业集团的整体利益之根本目的。 　　二、反对革命 　　实业阶层最关注的就是“产权与秩序”，如果这一目的不能实现，那么他们就会放弃对于革命或者现任政府的支持。我们知道，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和各地光复后建立的军政府都普遍存在财政吃紧的状况，再加之革命爆发的自发性，使政府对军队、地方的控制力非常微弱，导致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社会脱序的状况。例如，从武昌首义的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4月，南京、苏州、清江发生了三次兵变。这给各地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加重了地方秩序的混乱。正如辛亥革命发生时柏来乐在中国西北地区所观察到的，社会动乱正在给土匪带来巨大的机会。[9]573江浙各地土匪乘机窃发，“匪迹蔓延几于遍地皆是”，[10]商人财产因此受损严重。清江兵变的同时，“四乡乱民亦揭竿而起，相率抢劫，全县骚然，至有邻里亲戚互为攘夺者，恬不为怪者”。[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