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幸福悖论”.docVIP

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幸福悖论” 　　关键词： 幸福感；幸福悖论；效用论；互动论 　　摘要： 回顾和梳理“幸福悖论”的两种主要范式，在中国情景下对其进行验证与分析。研究资料源于2012年珠三角发达地区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用论和互动论两种范式均有较高的解释力，二者对解释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更多源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则主要归结为社会互动的增加。 　　中图分类号： C91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14 　　一般认为，有钱的人感觉更幸福，因为金钱能够使人远离贫穷、饥饿和疾病。早期西方研究也表明，无论在富裕还是贫穷国家，收入对幸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1]后来，主流经济学更是将效用直接等同于幸福，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至此，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变成一种恒定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都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工业化前期，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存状况，经济因素自然成为决定个体幸福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伊斯特林在1974年提出的“幸福悖论”，即收入并不总能促进幸福感的提高，在不同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可能是微乎其微，甚至呈现曲线或负向关系。[2]从世界范围来看，诸多国家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幸福悖论”存在的普遍性。如，从1975年到2006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18.5%，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三十年前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中国仍然没能因此摆脱“幸福悖论”的魔咒。世界幸福研究结果表明，从1990到2001年，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轨迹。基于此，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悖论”现象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幸福悖论解释理论再发现：“效用论”与“互动论” 　　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解释“幸福悖??”并未达成共识，研究结论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呈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格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纷争的原因在于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范式：效用论和互动论。“效用论”范式坚持“理性人”的假设，仍将问题的症结指向经济领域，指出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才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关键。“互动论”则坚持“社会人”的研究立场，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从独立于个人的外在环境，特别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因素，寻找解释“幸福悖论”的突破口。 　　具体而言，“效用论”强调幸福产生于个体欲望能否在经济领域内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将“相对性”（relativity）概念引入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的分析中。研究发现，个人对幸福的感知总是因他人的不幸而突显，社会的整体性进步或后退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3]这说明个人将他人或群体纳入比较范围，以此确定自我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评价。所以，幸福感可以通过比较获得，被视为一种建构过程，而非单纯源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在消费满足功能不断下降的发达国家，幸福获得不仅取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当别人获得满足时，自己是否有相同的能力和机会达成这一目标。总而言之，“效用论”认为，个体的幸福感受制于相对收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收入。“幸福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区分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最终导致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解释失效。 　　“效用论”又可细分为偏好相依（Interdependence of Preferences）和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两种理论。偏好相依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体的幸福感来源于横向比较。Easterlin[4]的研究通过将收入划分为个体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发现，当社会平均收入和个人收入同时提高时，个体的幸福感保持不变；当个体收入提高，社会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时，个体的幸福感才会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然而，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幸福获得模式，偏好相依理论的解释结果却并不一致。例如，FerreriCarbinell[5]指出，虽然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影响效应会随着绝对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减弱。McBrid[6]的研究结果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高收入群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习惯形成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从纵向比较来看，个体从收入增长获得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个体具有较强的适应力，能够较快平复自己的情绪起伏；另一方面，由于欲望的增速往往高于收入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满足欲望的能力变得十分有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