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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度基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解释 　　[摘 要] 现阶段高等教育过度不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的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高等教育过度现象背后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引导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育过度；家庭社会资本；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72—06 　　一 　　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过度的成因是什么，学界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若对已有的研究作一归纳，不难发现大都是从国家投资制度的严重失衡导致数量的膨胀、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制约着人才的质量和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念等方面进行论述的，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居多。 　　然而，对事物的分析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过度的成因分析也理应如此，这一点国内外有关文献可以佐证。国外的研究指出，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以及就业市场等因素严重地打乱了就业等式中的供给与平衡[1]。此外还有论者说，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进步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观念[2]、政策制定的主观性倾向于规模的扩大[3]以及一些社会因素[4]等都会导致高等教育过度。可见国外学界对教育过度成因的分析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的层面，而且涉及到了社会学层面。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过度源于教育是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工具。在日趋复杂化和分化的社会，社会流动就是社会成员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取得相应的社会位置的过程，而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来说甚至是最佳途径。正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所言，教育是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教育的结果可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制约一定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结构的形成。对大学毕业生而言，之所以获得高学历就是因为教育的结果可以使他们取得相应的社会位置，且这种社会位置主要是通过初职社会地位来体现。这就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高涨，政府迫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压力，不得不进行教育扩张或普及高等教育，最终导致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5]。 　　当我们讨论大学毕业生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时候，绕不开的是“布劳—邓肯模型”。布劳（Peter M. Blau）和邓肯（Oliver D. Duncan）1962年合作出版《美国人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在这本书中，两位社会学家第一次深入讨论了社会成员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其分析模型如下图所示。 　　上述“布劳—邓肯模型”表明个人初职社会地位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且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初职社会地位影响最大（从模型中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其实“布劳—邓肯模型”中的父亲教育程度和父亲的社会职业地位两个自变量归属于个体家庭社会背景（亦即家庭SES），从而可以说社会成员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取决于两类因素，即家庭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努力。无独有偶，西方的若干研究表明，所受的教育年限（后致性）和社会出身（先赋性）一起构成了能否取得职业成就的决定因素，且社会出身不仅影响着教育成就，也影响着完成教育之后职业成就的取得。那么，当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同时（亦即控制个体受教育程度这一自变量），在社会成员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是哪一因素占据了中心地位？佩罗西（Perruci）于1970年研究得出：在那些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最有威望的工程学校的工程师团体中，上层阶级的社会出身有助于职业成功。一般地说，在企业中，黑人大学毕业生和天主教大学毕业生与白人、新教大学毕业生相比，只能取得较低的职业地位[6]。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在“好的”社会出身、进行特定类型的学业与取得“好的”社会地位之间一直有一种平衡的关系[7]。为此，当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同时，在初职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家庭社会背景或社会出身。这也表明个人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程度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布迪厄说，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 ，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 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8]。此类现象也见诸于我国，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9]。因此我国也有论者说：“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 已经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 而成了就业或躲避失业的基本条件，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就成了人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