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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与司法关系三种调控模式 　　摘要：两大法系国家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调控分为三种模式。英美法系的两种调控模式使得传媒与司法关系问题变得清晰，但仍存在不足因而需要加以改良。大陆法系调控模式更为关注维护当事人个人隐私及人格尊严，同时亦关注无罪推定原则不受传媒的影响。对于传媒的涉法院言论，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包括事先限制、私法救济等一系列限制措施，以减少对司法程序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对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调控差异正逐渐缩小，各国法律相互融合的态势正在发生。 　　关键词：传媒；司法；两大法系；调控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在美国，煽情并充满商业动机的新闻媒体与公平审判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程度[1]。一般认为，精确设置的体制可以解释“媒体审判”在美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原因。在这些体制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扮演政治角色的国家检察官、陪审团审判、严格的证据规则以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采取的“专制主义”的观点[2]。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能自行成为大众传媒与司法程序间隐含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德国、法国等采取非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中。与美国的大部分司法辖区相比，这些国家的检察官是被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公务员，并且混合组成的审判组织取代了外行陪审团。 　　在所有类型的案件中，刑事案件的审判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媒体对刑事审判进行监督被认为是民主的内在本质和需要。公众对有关犯罪案件新闻的兴趣普遍较高，它吸引了公众的好奇心，在案件涉及知名人士、性以及神秘的人或事物时尤为如此。刑事审判中所有的仪式、禁忌和符号都很容易变成看点，它们具有娱乐价值，因此给了报纸和广播电视商们强大的商业动机去报道它们[3]。除了娱乐价值之外，刑事案件中传媒所发表的涉法院言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其影响更为普遍和深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应当被视作不同系统——法律与传媒——之间对话沟通的一个常规的问题[4]。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开放的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的视角，以更好地对下列事项加以评估，即可供任一法律制度选择的监管措施、被不同的国家政策保护或牺牲的价值体系以及法律制度改革的可行性。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传媒涉法院言论中所涉问题提出若干见解。 　　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对型塑传媒与司法关系的三个基本的调控模式进行归纳与讨论。在这一部分，文章将指出，作为英美思维模式的产物，“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这种主导性的概念二分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偏见，反映了传媒与司法关系中关于利益博弈的典型英美法观点。第二部分将集中在一些选定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这些经验通常被关于这一话题的主流文献所忽略。文章将对用来限制传媒报道司法程序的原理和技术进行分析，并且这一分析将表明，保护司法的公正性不应是干涉言论自由的唯一理由。 　　一、英美法系的两种调控模式及其改良 　　在英美的主流文献中，有两个主要的模式型塑了关于传媒涉法院言论限制的讨论。 　　（一）英美法系的两种调控模式 　　1.保护言论：美国模式 　　这一模式基于这一理念，即认为新闻自由和畅通的司法运行本身并不冲突，相反二者是相互支持的[5]。尤其是传媒的法治报道，提升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并提高了对越轨行为的威慑力，因此应当受到高度评价。此外，法治报道还有利于民主，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对警察权、检察权及司法权的外部审查，并有利于防止司法不公。因此，传媒对在审案件进行自由访问、报道及评论时所受到的任何干扰，从表面上看都是非法的。虽然法庭可下令限制对诉讼参与者的法庭外评论，但对传媒评论的事先限制却几乎是被完全禁止的。即使一则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对诉讼程序产生了损害，法律系统也并不会针对应对该错误行为负责的媒体当事者做出有力且有效的惩罚。有关“蔑视法庭罪”的限制性法律被普通认为与宪法赋予传媒的言论自由相抵触。总之，这一模式赋予了传媒广泛的豁免权，对于传媒所作的倾向性报道，该模式只借助于某些程序装置，以抵消报道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在这些程序装置中，最常见的是对陪审员资格的事先审查、对陪审团的特别指示、扣押财产、延期审判、更改审判地点、在上诉中改变定罪等。 　　美国通常依赖于这种模式。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言论自由原则和公正审判之间找到了特殊的折中办法，并高度重视前者，这一点无疑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要明显。在美国，与审判有关的新闻报道因下列因素的存在而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1）旨在防止传媒倾向性报道，且具有阻吓作用的刑事制裁措施的缺失；（2）公众对事先限制传媒言论行为的敌视态度；（3）对传媒发表的针对诉讼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