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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让阅读点燃更多人心灯 　　1950年元旦，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处于弥留之际，他对前去探望自己的彼得·德克鲁及其父亲阿道夫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我的努力没有任何重大意义。” 　　“理论如何才有价值？”这是《管理大师德鲁克》中的一则小故事，它曾彻底改变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行走方式”。 　　以此为时间节点，1999年之前，已官至苏州市副市长的他一直心系教育；1999年，他来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讲学带徒，提出了“新教育”的基本理念，从此，他的名字——朱永新，便和“新教育”画上了等号。 　　做实验：一生点灯？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了四十年未遇的大暴雨，当天晚上6点左右，一位朋友挂念朱永新，便发短信询问“在哪里”，朱永新以打油诗回答：倾盆大雨，吾在路上。错把北国当水乡，无奈苦应酬，梦想不忘。朋友知道，朱永新的“梦想”指的是新教育，于是和诗鼓励：百万兵马，十年草粮。大帅小兵一肩扛。风雨等闲视，高歌朝阳。 　　之后，这段“往事”被朱永新记录在《新教育的新征程》这篇文章里，他感慨道：是啊，新教育一路走来，如今已迈过第十个年头。 　　新教育是否真的改变了很多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了很多学生的生存状态，甚至改变了很多学校的面貌？朱永新做出了自信的回答——因为新教育实验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而1800多所实验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证明。 　　起源于2000年的新教育实验是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在2000年朱永新出版了《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以“理想教育”之名概括出新教育的基本思想，他在引言中写道：“教育的理想是为了一切的人，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富贵的还是贫贱的，聪慧的还是笨拙的，教育的理想是为了人的一切，无论是品德的还是人格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智力的还是情感的。” 　　随着2002年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成立，新教育实验从思想变成了行动，在第二年的研讨会上，就汇聚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实验者。但有着官员身份的朱永新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对他有争议。有人说，他是在建一座教育的乌托邦王国；也有人将他比作一个“疯子”，带着一群跟着他做新教育的“傻子”在奔跑…… 　　“这十多年来，新教育从当初一所学校发展为1800多所学校，从苏州开始起航，现在全国已经有42个试验区，200多万名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新教育实验，应该说成长的步伐还是比较坚定的，也是比较快捷的。” 　　这一点，让朱永新感到很欣慰，也很幸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拥有了“和新教育一起成长”的收获。 　　在2013年新教育国际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朱永新说，这是点灯人的聚会，他还表达了点亮更多盏灯的愿望。 　　在他那书香浓郁的办公室里，朱永新袒露心声：“下一步我仍将继续用心地去点这盏灯，通过点燃阅读这盏灯，去点燃更多人的心灯，让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孩子、更多的父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真正走进阅读的世界，和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智慧对话，能够真正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家园。” 　　这位年过半百的新教育实验发起者两次感慨道，“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真正点亮阅读这盏灯，就已经不容易了。” 　　做官员：为谁打工？ 　　除了“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这个身份外，在介绍朱永新时，外界通常会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这个身份放在前面。 　　这些年来，“亦官亦学”，是很多人描述朱永新时，必不可少的一个词汇。“亦官亦学”，毕竟“官”在前，“学”在后。在苏州市副市长任上的十年间，朱永新每周一到周五，为苏州市打工；每周六到周日，为自己的理想打工。那十年也是他面对争议最多的十年，但他问心无愧，“我绝大部分精力毫无疑问在政府，并不像有些人讲的，这个人不务正业，市长不好好做而去做学问。” 　　在从政之前，朱永新的理想丰满、履历丰富。 　　1958年8月，朱永新出生在江苏大丰县南阳镇一户普通的教师家庭中，父亲是当地的小学校长，母亲是招待所的普通员工。孩童时代，他常五点半就被父亲从睡梦中唤起，然后用一支毛笔临摹柳公权的楷书。那时候形成的每天早起的生物钟，至今未变。 　　1975年，朱永新高中毕业，父亲那时已当上南阳镇文教助理，但却无法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不过这也为朱永新的履历上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职业词汇：会计、翻砂工、泥瓦匠小工、搬运工、营业员、秘书……直到3年后考上江苏师范学院政史系，又继续深造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研究班，先后学习了5年，之后朱永新才进入苏州大学教育科学教研部，算是有了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 　　在高校，朱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