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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命名时代文化特色 　　摘 要：本文主要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为轴，对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作一简要分析，找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并说明人名的取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提现了其对宗教信仰、宗法崇拜以及政治意义的寄托。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命名的影响，以及汉语命名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人名；命名；宗教信仰；宗法思想；政治制度；政治用意 　　1.引言 　　名字是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人他物的外在符号。孔子曰：“命者，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尽管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有贵族才会有名字，但平民百姓还是会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指称自己和他人。文化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生活样式……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既然文化是一种行为指南，那么它会从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其中就包括了一项很基本的生活内容：起名字。名字包含着人们对其所命名的事物的种种感情。人们用命名的方式，表达了深层的民族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从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出发，选取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为例作一分析，找出它们和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取用的影响，以及人名命名的文化特色。 　　2.宗教信仰及宗法崇拜的影响 　　宗教信仰和宗法崇拜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谓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人们的命名习惯、方式、用字等都会表现出其信仰的倾向性，而在中国历史中那些盛行某种宗教信仰的时代里，这就更加明显了。 　　西汉时期，尤其是武昭宣三朝，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使得以“寿”“延年”“千秋”等字眼为名的人大量出现。如“陈寿”“许延寿”“韩千秋”等。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的人名，很多都带有儒家的文化色彩。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尊儒读经的社会传统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很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字，如“孝、德、仁、文”等出现频率极高。魏晋时期，老庄玄学风行于世，许多体现其思想的词也就用于人名中，如郭象字子玄，著名文学家左思字太冲等。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佛教崇奉，因而不少人以“佛、僧、法、智”等入名，甚至在南齐也有很多皇室成员以佛语为名。唐代皇帝姓李，为提高宗族地位，大张旗鼓地倡导道家思想，确定三教的地位次序为：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由此很多人开始以道家语作为名字，如苏味玄、裴守真，以及诗人贺知章字季真。但是有唐一代，还是儒家的实际作用最大，所以在人名用字取义上，儒家思想还是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薛仁贵、李义府等。而且唐人还喜欢直接用经文或概括经义为名。如李敬业（出自《礼记·学记》）、韦待价（出自《论语·子罕》）等。在唐代之后，此依然是文人雅士取名的主流特色。宋代时期，“老、叟、翁”等字被大量用于人名，明清时代的“斋、庵、轩、楼”等建筑物名进入人名用字，其深层的心理原因还是儒家文化中对先贤的敬仰，对名人雅士风采的羡慕，这跟历朝历代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分不开。自汉武帝罢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在很多朝代中都被追封，如东汉和帝是被封为褒尊侯，唐太宗时尊为先圣。 　　在中国其他朝代时期中，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取名时，也同样会将信仰融入其中。如近代著名近代作家苏曼殊，他为自己取的笔名印禅，就带有佛教色彩。可见当人受到宗教宗法或文化的影响时，起名字的取用更改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从一定角度体现着信仰影响和文化特色。 　　3.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姓名服务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对人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上层统治者甚至会强行干预下层人名的取用，君王更是有权用“赐名”方式对朝臣百姓的名字进行更改，并以此视为对其的恩宠。在有些时期，统治者还会用“名禁”这样的行政手段干预百姓的取名自由。如先秦时代，人们多为单名，如“孔丘、韩非、李耳”等。汉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单名易于跟人混淆的麻烦开始出现，加上双名更易表达起名者的意愿，双名就越来越多了。而到东汉末年王莽掌握政权，这种取双名的趋势就被横加阻止了。王莽引用《春秋公羊传》中的“讥二名”之论，颁布法令禁止双名。他甚至把自己孙子的名字从“王会宗”改为“王宗”。这就是政权对人名取用的典型干预。历朝历代，尽管没有如此大张旗鼓地干涉人名的取用，然而，每一个朝代中的皇帝为臣属改姓、取名的例子不一而足。例如郑成功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成为“国姓爷”。然而明亡于清之后，姓朱不再被人羡慕，反而可能有了性命之虞。于是，很多朱姓人都改了自己的姓。到康熙年间，皇帝为表现自己政治开明，争取民心，遂下诏赐朱姓还原。 　　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之后，取用姓名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建国后17年，人名常用字的前六位是：“华、英、玉、明、秀、国”，具体表现在姓名上，如出现了很多以“建国”、“解放”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