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不守旧美院院长.docVIP

潘公凯不守旧美院院长 　　潘公凯先后担任了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院院长， 　　但他称自己是“一不小心误入了学术界”。他还有一重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但他的绘画 　　却并非始于少年。自小他对科技和自然的兴趣就远远超过绘画，曾经“把收音机做到 　　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是他自认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潘天寿谈起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我父亲其实就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只不过是学了画画而已，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并没有刻意让我跟他学画，而是要求我学书法、唐诗宋词，这也不足为奇，当时那个年代的通识教育就是如此。所以你看我最近在今日美术馆的这个展览，会发现我涉及的艺术领域是特别宽的，水墨画、装置作品、美术史研究以及建筑设计我都有触及，而且我不否认但凡对一个领域有兴趣，我就肯定会把它研究透彻的。 　　我是个科技迷，兴趣特别广泛。现在我这个年纪了，用数码媒体做装置对我一点困难都没有，包括建筑设计，看建筑图纸我也没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地方画得不对，我的脑袋比别人要快很多。我不用电脑，但我可以教同学们怎么用电脑做最好的创意，我对电脑背后的晶体管原理、电脑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都懂，只要平常看看书、我留意一些就明白了。我常跟人说可能我的大脑结构跟别人不太一样，科技的原理只要我看看就明白了，就像魔方在我脑子里翻滚一样。兴趣广泛我想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缺点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有点杂，顾不过来，有时就太累了。 　　温室里的花朵 　　小时候其实我身体瘦弱，五六岁时得过肺结核，所以1955年8岁时才上小学。当时就读的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是浙江省最有名的示范小学，整个学校都是按照苏???小学的模式新建的，厕所是抽水马桶，这在当时相当奢侈。这是杭州唯一一所供外宾参观的小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参观过。 　　在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就读这么一个样板式的小学，我觉得真是充满阳光的日子。学校采取苏式的教育方式，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祖国荣誉感，我们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每个学生都很单纯，有点像温室里的花朵。当时真是觉得我们就代表着未来，这种感觉非常自然，也非常真实。 　　我大哥长我十来岁，我读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曾给我买过两本精装的儿童读物，是捷克人画的，我后来到乡下去的时候还一直带在身边。他是很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有一台德国造的电唱机，每次买回好唱片都很得意，然后放给家里人听，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贝多芬，也有苏联的歌曲。有时候是我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关着灯听，感觉非常好。也是他告诉我，托尔斯泰听了《伏尔加船夫曲》怎么流泪，说“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 　　那时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的环境都像蓝天和白云一样，非常纯净。正因为在云朵里，云朵外面的事就不知道。现在想想，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理性地对待社会的变故，默默承受着许多东西。比如说“三反”，或者是5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改造时父亲所受到的批判，包括对“反右”和“大跃进”他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在家里从来听不到他发牢骚，很多是我多年后在做父亲研究时才知道的，我也才了解了父母的修养与承受力。 　　家里这种氛围至今还影响着我。我父亲喜欢安静，他画画时是不让家里人打扰的，关门独处。父亲晚上喜欢读书，晚上没什么事儿时他多半都是在读诗。我们大院子里没有其他小孩儿，所以我独处的时间很多，有时听父母谈诗，自己也去诗集里翻一翻。父母对我学什么从不勉强，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 　　我们家的院子也很有情调，现在潘天寿纪念馆的那个院子是改造过了的，原先是有前院后院的。前面的院子，当初有广玉兰、老梅树、雪松，后院当时有假山、水池、亭子。父亲曾经谈养花之道：“对人来说不费工，对花来说不勉强，听其自然，姿态倒比店里买的好看。”他对我的教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今后我搞什么专业，是否画画，在他看来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很小我对自然科学就有很大的兴趣。自己动手做收音机。我做的收音机曾经是杭州第一部由小学生独立手工制作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听很多台。我还手工做过耳机、电表，电表的木头壳子到里面的定子、转子、轴心、指针，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在乡下悟透了绘画之道 　　我考上浙江美院附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过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