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邓小平关于增强全党忧患意识思想探要.docVIP

1956年邓小平关于增强全党忧患意识思想探要 　　[摘 要]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表达了关于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 忧患意识 　　学术界有关“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于“邓小平关于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思想”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显而易见，这是两个不能完全等同的研究内容。前者主要是阐释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题、内容、特征、价值等[1]P125，而后者则主要是阐释邓小平在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科学性以及路径、方法等问题上的战略思考和周密部署。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2]P178，是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里面包含了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系统思想。 　　一、党面临的“考验”和“危险”：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现实依据 　　中共八大召开的时候，与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比，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党的八大召开时，“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3]P241。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有巨大意义的历史转变：一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到八大召开前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4]P391邓小平在《报告》中深刻阐释了这些变化，并就党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考验”和“危险”进行了深入分析。 　　执政的考验和危险历来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的关注。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3]P214。邓小平多次将执政考验和脱离群众危险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并反复强调其严重性和危害性：“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3]P221 　　毫无疑问，执政考验是一个总的标题，围绕着党的宗旨使命、执政目标、方针政策和随着执政环境、执政条件的不断变化，执政考验还有更具体的展开。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彻底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积极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实现巨大的高涨，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3]P256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的认识。所以，执政考验就逻辑地展开为实现三大历史任务的考验，党组织和党员都要在实现三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接受考验。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所面临的各种考验都是由于执政考验而历史地、逻辑地出现的。 　　脱离群众危险也是一个总的标题。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它的三种倾向，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将主观主义倾向细化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将官僚主义细化为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以及骄傲自满、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等。这其中也逻辑地引出了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消极腐败危险。邓小平指出：“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3]P222这就是精神懈怠危险。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3]P215。这就有了能力不足危险。至于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等，就是消极腐败危险。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3]P222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意识的继承和超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