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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皆中流”历史背后日本社会阶层流动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阶层出现均等化趋势。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在国际上树立了日本“富裕社会”的形象，也保持了日本自民党政权的长期稳定，验证了“产业化缩小阶层差异”的命题。70年代初，日本甚至创造了“一亿人口皆中流”神话。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虽然日本与中国都属于东亚国家，但两国的社会结构有显著差异。日本是一个具有高度共同体性质的国家，特有的村落文化形成了重视对内道德和连带意识的精神结构，国民内部的认同感强，社会的内部治理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阶层结构的高度均等化。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时期，曾创造一个风靡世界的概念—“一亿（人口）皆中流”。1970年日本首相府实施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全国1亿总人口中，超过90%的日本人对阶层地位的自我评价是包括“中上”、“中中”、“中下”在内的“中流”，表明社会满意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中流意识保持长期稳定，这一现象也被称作“国民皆中流”。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均GDP于1966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两年后，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为世界第20位。1971年突破2000美元，1973年达到2964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至2000美元再增至3000美元，所用时间分别只有6年和3年，明治维新以来赶超欧美国家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均等化发展，首要标志是经济收入差距缩小。 　　在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等日本式经营制度促使日本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就业率；税收政策有效地发挥了缩小阶层差异的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弱势群体获得了社会再生的制度援助；构成战后初期最大社会差别的农户与城市工薪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在1973年发生逆转，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的均等化发展成为自民党长期稳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高速增长时期均等化的阶层结构 　　社会阶层指的是在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中所形成的处于相同地位的群体。社会学划分社会阶层主要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资源理论，将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等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对三项指标分别测量并加以排列。与以经济资本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阶级地位不同，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是多元的，并具有“社会地位不一致性”特征，即一些人的职业声望高，但收入并不高；一些人的收入高，但是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并不高，很难将多元的社会地位变量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会资源集中体现在职业上，因为从事相同职业的人拥有相似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已发展成为社会分工体系高度健全的职业社会，职业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自1955年以来，日本社会学会每十年实施一次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简称SSM调查。①由于1955年恰好是日本结束战后复兴转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起始年，因此这项长期追踪调查完整地记录了日本阶层结构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经济增长期和经济增长后期的变化过程。调查将职业分为8大类：即专业技术人员、经营者和管理者、大企业白领、中小企业白领、大企业蓝领、中小企业蓝领、自营业者、农业。 　　各阶层的收入状况。收入水平不仅表示经济资源，同样代表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反映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因为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而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倾向。日本1955、196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显示，管理者阶层的平均收入在三个时点上都是最高的，小企业蓝领、农业的收入较低。但是另一方面，管理者阶层同时也是收入增长幅度最小的：1965年为1955年的2.4倍，1975年为1955年的7.2倍，而同期非技术职业的增长率分别为3.7倍和12倍，农业的增长率为3.1倍和13.8倍，技术工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3倍和10.8倍，收入较低阶层的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 　　1955年数据超出平均收入水平的阶层有四个，即自营业白领、大企业白领、专业技术职业和大企业蓝领。随着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均等化趋势，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这一趋势在195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高速增长后期极为明显。统计数据表明，1955年自营业白领为整体水平中值的1.66倍，专业技术职业为1.59倍，1975年分别缩小为1.2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