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特殊形态通货膨胀.docVIP

20世纪60年代初特殊形态通货膨胀 　　一 　　要分析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比较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着眼。“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等现象严重，出现了不顾国力一哄而上的“头脑发热”现象。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迅速扩大，城市工矿企业招工人数大量增加，加上“大炼钢铁”运动中给各地的亏损补贴，导致钞票发行量急剧增加。到1961年，由于农村开始对“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许多无法退还原物的进行折价赔偿，再加上适当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钞票发行量进一步增加。1958年和1959年每年增发10亿元，1960年增发20亿元。1960年12月底的货币流通量是95亿元，到1961年3月15日，货币流通量达到114亿元，两个多月的时间即增发了19亿元。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过量发放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物资紧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度日，由营养不良引发的浮肿病和干瘦病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比较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所以，过量发行的货币冲击市场时，首当其冲的就是食品。 　　1961年1月25日，中央在《糖果、糕点供应座谈会纪要》中也不得不承认：“首先是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盲目冲击，其次是见到比较有点用处的可以贮存起来的东西也盲目冲击，逼得凭证供应，平均分配的品种越来越多，逼得许多商品无法维持正常供应，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很大威胁。现在凭证供应、平均分配的商品，北京市、上海市各占一半左右，许多城市工矿区占百分之七十，一部分工矿区几乎全部如此。吃的东西，各地几乎全部凭证供应、平均分配。”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通货膨胀无法表现在国家规定的牌价上，便集中表现在黑市价格上，集市贸易放开之后则集中表现在集市价格上。这样就导致许多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虽然仍按照国家牌价营业，却无法敞开供应，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显然，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使人民币信用受到质疑，对经济建设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财政金融部门的调查，发现当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主要是在城市，虽然职工工资没有增加，但由于就业人数增加了，工资总额就扩大了。“农村每人平均货币流通量不到4元，每户不到20元，而城市每人平均20～25元，四口之家近100元。”人们手中钞票多了，却花不出去，持币待购的现象十分严重。而造成持币待购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掌握的商品有限，无法尽快回笼货币。新中国成立后，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每流通一元钞票，大体需要八九元的商品，而1961年每流通一元钞票，只能供应4.5～5元的商品。商品可供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巨大，商品供应严重不足，通货膨胀事实上已经十分严重，各地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30%，个别地方也有下降40%～50%的。 　　二 　　掌握调查研究情况后，1961年1月24日至25日，主管财贸工作的陈云和李先念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糖果、糕点供应座谈会。会议对解决当时物资供应问题的两种方法———“低价、平均分配”和“高价、敞开供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大家认为，采取“低价、平均分配”的办法，回笼货币少，有限的商品投向市场，依然不能缓和人们持币待购的紧张心理，多余的购买力还将继续到处冲击，各方面的商品供应仍将逼得很紧。群众遇到走亲戚、来朋友、办喜事，将会继续感到没有回旋余地，感到生活上不方便。市场供应还是越逼越紧，越挤越死。而实行“高价、敞开供应”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既可以缓和人心，回笼一大批货币，把购买力盲目冲击的车子刹住，逐渐改变市场上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状况；也可以给一部分人增加热量，增加营养；还能比较快地争取到物资与购买力的平衡，从而有利于争取市场的好转。 　　会议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比较困难，手中可支配货币不多，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商品涨价，不仅增加了群众生活困难，而且也不能产生明显效果。由于当时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只有少部分拿定息的资本家、高级民主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较高，手中有大量剩余货币，回笼货币的重点对象是这样的特殊群体。 　　针对上述特殊情况，座谈会决定：“物资供应应当是两条腿走路，要有低价商品、计划供应、平均分配，这是主要方面；也要有高价商品、敞开供应、自由购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在今年，原有的低价供应、平均分配的糖果、食糖、糕点、猪肉，应当继续保持。但是供应定量坚决不增加，以便把增加的糖果、糕点、猪肉用高价、敞开供应的方式投入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保证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的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供应高价商品，敲“富人”竹杠，实质上就是通过把黑市中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拿到“白市”来，使“非法”涨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