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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法治思维”。2013年2月23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2013年10月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批示中指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党委政法委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可见，“法治”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是建设法治中国过程中的核心概念。 　　那么，什么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有哪些特点？怎样的思维才称得上法治思维？ 　　思维方式的四级跳跃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俱兴的局面，如??在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民主富强的国家，应该以怎样的理念治国理政，中共几代领导人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因而其思维方式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主导的思维方式是“政治思维”。那个年代，全民讲政治，政治觉悟高低成为衡量国民进步与否的标准。但由于“政治”是一个难以界定、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结果便是“人治”：一切按红头文件办、一切按最高指示办、一切按领导人的意见办，“不唯实、不讲法、只唯上”成为一种风气。 　　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余年，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这期间主导的思维实际上是“经济思维”，其特点是：思考问题、制定方案、考核业绩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均是能否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一切为经济建设让路，经济成就的好坏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只要GDP能快速增长，有时牺牲法治也在所不惜。 　　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均有大幅提高，同时“唯GDP是从”的恶果也开始显现：吏治腐败、环境污染、大拆大建、贫富分化，种种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使得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这一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成为首要任务。因而这十余年间的思维方式，大致可概括为“维稳思维”：“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号。大调解、大接访、领导包案等，是这种思维在司法领域的集中表现。 　　“政治思维”“经济思维”“维稳思维”都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自然形成的社会集体性思维。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苛求前人，但要想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走法治之路是唯一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强调“法治”，将“法治思维”提升为核心理念，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随着“法治思维”被赋予新的内涵，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法治思维”的首要特点：程序正义 　　“法治思维”的首要特点是注重程序的正当性。程序正义与目的正当同样重要，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 　　程序正义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正义的实现过程，其基本理念认为法律程序是为体现某些独立于裁判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的，程序价值在于公平、参与、尊重人格尊严，保证被裁判者拥有程序参与权、受公正待遇权和合理选择的自主权。程序正义的核心和基点在于尊重当事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同时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长期以来，“为了正确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心理。基于这种心理，我们过分注重目的和结果的对错而忽视过程的是非。如有些地方政府明文规定，为了吸引投资，对投资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老板，其子女中考、高考可以加分，其本人交通违法、在娱乐场所从事违法活动等均可不受处罚；有些地方对上访群众办学习班、关“黑监狱”、变相限制人身自由；有些地方政府指令人民法院对征地拆迁案件、计生案件等概不受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程序正义是法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人治与法治、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分水岭。不仅在司法领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程序正义都具有根本意义。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需要程序的健全科学，才能使享有权利的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在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只有程序正义，才能使结果正当化并吸收社会不满；在经济建设的各个环节，只有程序正义，才能保障起点、过程和机会的公平。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广大政法干警“要信仰法治”“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这点出了法治思维的关键：“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只有被信仰，纸上的法条才能成为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期，虽然我们也一直强调依法办事，但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严重。法律有时沦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与手段，当这种工具有利于达到目的时，就高高举起，当它不利于达成目标时，就被弃而不顾。社会对法律缺乏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