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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债券”投资突围 　　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官员尝试一些先前没有兴趣的新事物。 　　银行家，在英美国家并不是个受欢迎的角色。他们很少会考虑更多的社会利益，因为在大萧条中的不称职角色让他们饱受争议。 　　2012年，美国纽约市政府宣布，允许有100多年历史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GS）向一个监狱项目投资近1000万美元，为16岁至18岁的囚犯提供教育、培训和辅导，并承诺，如果该项目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累犯率，高盛即可从中获得最高240万美元的回报；如果项目效果不佳，高盛将承受最多为210万美元的损失。 　　据《纽约时报》报道，此举使纽约市成为全美首个试验“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SIB）的城市。 　　第一只社会影响债券 　　“社会影响债券”，最早由Arthur Wood在2007年提出，当时他在阿育王基金会工作——这是一家由全球优秀的社会企业家组成的国际性组织。此时在英国首相??问组工作的David Robinson和Peter Wheeler在想，政府是否可以向那些通过预防性干预来节省未来财政开支的项目进行投资？但如果政府参与过深，则可能遭人诟病；如果仅作一般性的招标采购公益组织的服务，遇到运营不力的公益组织，财政支出则有可能打了水漂。于是，看似复杂但内部逻辑环环相扣的金融产品“社会影响债券”应运而生。 　　2010年9月，英国司法部首次将“社会影响债券”用于应对彼得伯勒监狱的累犯问题。在彼得伯勒监狱试点，圣吉尔斯信托基金、奥米斯顿儿童和家庭信托等经验丰富的社会机构，对3000名短期囚犯提供超过6年的有力资金支持（包括在狱中和释放之后），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减少7.5%及以上的重新犯罪率的话，投资者将获得政府的长期储蓄份额。如果“社会影响债券”减少比这个阈值（7.5%）更高的重新犯罪率，投资者将成功获得更多的社会成果，最高能够达到13%。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杰弗里·B·利布曼就“社会影响债券”项目发表一份报告。他表示，私营机构投入是一条途径，可以加速解决社会问题的进展，尤其注重改善社会服务项目的效果。 　　从理论上说，这种利润是双方面的，如果实现目标，政府向投资者返还资金，同时奖励一份利润；如果没有实现目标，政府不作任何返还。也就是说，只有在项目发挥作用时，纳税人才需要付账。 　　英国政府公民社会部长称，“我们不能畏惧采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去终结犯罪和贫困永无休止的循环，它们既破坏社区，又耗费公共服务。‘社会影响债券’能够开启重要的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 　　解公共资金使用窘境 　　英国政府青睐“社会影响债券”的理由显而易见。一方面，郡和地方政府众多社会项目的资金来源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根据尼尔森·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Nelson A.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郡税收总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与2008年同期相比还下降了1.6%。 　　对于那些复杂且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及时应对，将导致长期对政府的依赖。据估算，每年英国政府花费在46000个最贫困家庭上的公共服务费用超过40亿英镑，几乎平均每个家庭10万英镑。通常这些家庭同时面临多种问题，而现有的服务往往只关注解决一个人某一方面的问题，其结果就是问题不断循环往复。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可以降低对社区的危害，使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 　　“政府在那些无业绩证据的社会项目大把撒钱，却对有实际业绩的项目投资不足。”剑桥市金融咨询公司第三行业资本合伙公司（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首席执行官乔治·欧威豪瑟（George Overholser）指出，“这会促使政府对开支重新评估，将用于那些无用项目的钱转投有实效的项目。” 　　沃顿商学院法学和商业伦理学教授谢乃何（Nien-he Hsieh）认为，“社会影响债券”的新意在于创造出一个资本市场来资助社会项目。这个市场可以为将社会项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供宝贵的资金支持，并给政府提供确保社会项目投资收到实效的途径。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魏格特表示，“如果社会投资持续增长，就必须将其与业绩挂钩。‘社会影响债券’可以让社会投资者更多地参与其中，提高社会关注度。” 　　“假以时日，待‘社会影响债券’被证明是可以获得年利的政府债券，哪怕是不关心这个特定社会问题的个人投资者也会购买这种债券，作为一种保守投资，就像我们现在购买国债一样。”将“社会影响力”带入美国的潘君慧（Tracy Palandjian）说：“我们也在考虑引入某只基金，为投资者设立第一亏损层保护（first-loss layer protection），比如保险或者更复杂的金融结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