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神往“影山文化”.docVIP

令人神往“影山文化” 　　“西南巨儒”莫友芝先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诞生在独山县城北30余里兔场上街。去莫宅十余里是莫氏乡里重要的建筑奎文阁，阁高三层，其状如塔，左为书院，右为乡贤亭。阁四周松柏苍翠，竹影婆娑，稻花飘香，阁前一溪碧水潺潺流淌。这里民风淳厚，风景秀丽，是一块读书的宝地。友芝先生生于兹，长于兹，受这山水人文的滋养，得其灵气和神韵而名播海内。《清史稿·文苑传》、《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等权威辞书，都刊载他的辞条，他还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史、书法史上均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先生以学问扬名，以节操显世，是“影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贵州文化奇葩 　　“影山文化”是黔南的奇葩，也是贵州的奇葩。“影山”得名，系从晋代著名诗人谢朓的诗句“竹外山犹影”化用而来。莫友芝喜读谢朓诗，特别钟情于谢诗中的意境，这“竹外山犹影”句，正是一种高致、雅淡、闲适的境界，在莫友芝心中产生共鸣，于是向其父莫与俦先生建言，将居室取名为“影山草堂”，父亲欣然应允。从此以后，“影山草堂”便成为莫氏居所的称谓，不管莫友芝到哪里，甚或南京等地，其居所均称此名。 　　莫友芝毕生致力于汉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根柢。这根柢就是“家学”。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是一位精通汉学的知名学者。莫与俦嘉庆三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代翰林院主要编修国史，进讲经史，没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基础是进不了翰林院的。莫友芝幼年得到父亲的指教，三岁便能识字；四岁开始诵读《诗经》；六岁阅读《仪礼》、《礼记》；八岁初步学习写作诗文；十岁已经修完“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其父对莫友芝“课督甚严”，对于重要的诗文要求友芝熟记，并一一背诵，且能理解含义，明白道理；还教育莫友芝，读书重在实用，不作“吊书袋”，尽情发展天赋，扩展知识领域。在独山期间的这一段“家教”使莫友芝终身受益，打下知识、学业基础，明白世事道理，懂得学问之道不能浮躁，必须“业精于勤”。 　　莫友芝十二岁时，其父服母丧满，呈请任用教职，礼部授以贵州遵义府学教授。次年，友芝随父去遵义，并就读于其父任教的府学。其父“令置科举而肄力于许、郑之学，旁及列史、诸子百家、古诗文词。极博甄微，寒暑昼夜穷力搜讨”。从此莫友芝学业走上了正规的道路，在学术、行止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为砥砺学子其父还在府学中，设立“汉三贤”祠。所谓“汉三贤”，即汉代的舍人、盛览、尹珍。此三贤均为贵州人，他们把中原的学术文化带入边荒之地的贵州；舍人撰有《尔雅注》，盛览曾经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作赋；尹珍远去洛阳向许慎、应奉学习，博通五经和汉学。他们影响所及，使贵州得以初步开化，这就是“影山文化”的源头。 　　承传“家学”和自汉代以至晚清时期汉学，有承传的文人小群体——这就是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人物的独山、遵义的莫庭芝、莫生芝、莫祥芝、莫绳孙、郑勖、郑珏、郑淑昭、郑知同、黎庶昌、黎汝谦等人。由于学业的渊源关系、师教关系，他们都成了“影山文化”的一员。 　　影山文化的“人文精神” 　　以莫友芝为代表的“影山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人文精神。“影山文化”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以治学、修身、益民为本上。 　　“影山文化”的文人群体，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仍然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学问之道，他们不虚言，不妄学，讲究有根据，有来源。而且个人的学问也讲究根柢，把学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读书，则必须字斟句酌，务必读懂、能解、会用，决不能读死书，决不照本宣科。以莫友芝著述《韵学源流》为例，他对音韵学的研究，首先继承前辈音韵学家成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学术疑点加以探讨。其次，深下功夫，务求通晓，然后对可疑之处进行厘定，丝毫也不放过，直至求得圆满的结果。再次，选择的材料、底本，必须是公认的、可靠的、可行的，在准确材料和可信底本上做出的学问才为世人认可，也才是真才实学。由于功夫到家，其著作显出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准则，“影山文化”正是以“修身”为要务的，这个文化群体，几乎人人洁身自好，有着高尚的道德和节操，并且有着传统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因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和仰慕。对于非份的名禄，他们决不追逐，并以为这是可耻的行径；对于社会的是非，他们看得清，决不苟且；对于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尽量远离，决不沾染；对于买官荣身之事，他们视为不耻，宁可甘守清贫。郑珍、莫友芝都曾三次会试失败，按规定三次落榜就可以候选知县，然而他仍然节操自持，不再候选。同治三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上报朝廷，拟荐十四位饱学之士补用知县，莫友芝也在其中，但54岁的莫友芝决意不仕，对劝他为官的朋友说：“庚午出都时，已决心不做官。今天出仕，岂不矛盾？况且我初到戎幕时，已向湘乡公（曾国藩）讲明志向，请勿相强。”郑珍也是清贫一生，未涉仕途，以学问、教育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