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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是抵达目标开始 　　一、话语形态与体系框架 　　2013年6月7日，在经过了跨越三个年头的探索和努力之后，首批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和优秀档案文化传播项目的申评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借助新闻发布和颁证（奖）仪式的举行，两项评审的9+12件/组结果，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到来前夕，通过大众媒介，向社会各界公开揭晓。虽然这个揭晓过程相对漫长，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我们的设计预期，获得了不俗的反响。以此为标识，具有多元选择的档案文化传播的话语形态与体系构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轮廓清晰、覆盖广泛的操作框架，此前此后较长时间内档案文化的主要传播模式，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检索和评估。也就是说，此次双项评审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恰好诠释了档案文化的两个维度：资源与表达；二者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形成复合的、而非单一的评判模式，1+12。其次，不仅这两项评审本身都属于档案文化的话语平台之一种，平台之上同时又将档案文化在现阶段的多种传播模式悉数收纳，集于大成，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框架。相对于实践，虽然我们对这个集成式框架的理论阐释还很不充分，但其基本理念，无疑是来自上海市档案事业“十二五”规划的原则表述，那就是：以档案信息资源为依托，采取多种传播手段，兼顾全社会各个文化层面和利益层面，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档案文化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实现档案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及全面提升，使之融入国家整体软实力，既是我们的近中期目标，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所在。 　　二、策划与借鉴 　　就项目策划与设计而言，如果说首批上海市优秀档案文化传播项目的评审，是对以往档案编研单一评审模式的突破，尚具一定创新意义的话，则首批上海市档案文献的评审，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起步较晚，并无任何创新可言，完全是学习与借鉴、乃至追随的结果，是采取“拿来主义”的产物。然而，以谁为先其实并不重要，是否创新并非绝对的评估指标，重要的是你所“拿来”的是否契合你的现实，是否为你所需。所谓“后发”，很多时候往往兼具更多的“优势”，因为它有前辙可鉴，有更多丰富的经验和理念可供效法，可以帮助你剔除枝蔓，规避误区。如果我们不仅仅拘泥于国内，而是把视野再打开一点，可以看到，档案文献遗产评审这项文化工程的开展还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其创意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灵感之所赐，参照座标直达大洋彼岸。 　　早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倡议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这是一项旨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到2005年，全世界已有43个国家的47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包括中国的三项，分别是“东巴古籍档案”、中国音乐研究院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2006年6月，在中国丽江召开的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全球又有26件（组）档案文献遗产通过了审议，中国新增的一组是一史馆的“清代金榜档案”。截止目前，据该组织官方网站2013年6月19日最新消息，在韩国光州举行的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又有2组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它们分别是：西藏自治区档案局申报的《西藏元代官方档案》，广东、福建两省档案局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至此，中国包括上述6项外，还有《本草纲目》、《黄帝内经》、《清代样式雷图档》，共计9项人选《世界记忆名录》。该名录的文献遗产总量也达到了299项，分别来自100个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思路非常清晰：欲使世界文化遗产得到最妥善的保护和保管，首先必须梳理并明确家底，搞清楚当今星球上究竟有哪些记忆遗产是我们人类最可珍贵、最须善待的。而评审本身，可以使一些原本寂寂无闻的珍贵记忆，瞬间放大，效应倍增。 　　关注，往往是抵达目标的开始。 　　还在“世界记忆工程”开展之初，1996年，为纪念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就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纪念邮票，共四枚，其画面依年代排序分别为：甲骨档案——商代龟甲，简牍档案——汉代木牍，金石档案——明代铁券，纸质档案——清代国书。这套邮品虽然未曾经历过公开评审的程序，但事实上，其遴选的过程就是一次非评审的评审，纳入其中的，都是中国档案的顶级国宝，原始，珍稀，鲜见，诸要素在在齐备。这以后，在国家档案局的发动和组织之下，全国档案界开始了题旨明确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档案记忆工程的运作。2002年3月，首批《中国珍贵档案文献遗产目录》揭晓，全国共有48件（组）档案???献荣登首榜，其中亦包括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此后，评审工作纳入常轨，第二批《中国珍贵档案文献遗产目录》于2004年揭晓，上海再次以“上海总商会档案”和“《共产党宣言》首译本”跻身其中。2010年3月，第三批也已揭晓公布，入选档案文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