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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挣扎 　　近年来，工业领域最具革命性、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很可能是手机从“通讯工具”向“移动终端”的过渡。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能手机，达到10亿部。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造”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造”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的利润出奇的微薄。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制造”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造”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但业内都明白，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造”一样的尴尬， “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芯片方案”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造”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但对“芯片方案”供应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造”，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 　　“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李俊透露，以一款在非洲销售的“入门级”低端智能机为例，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由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至40%的毛利，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元。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企业同样有着“芯片之痛”。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定。”刘伟强无奈地说，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追赶不易 　　李俊和刘伟强的“痛苦”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固化。目前，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入1990年代，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造环节全部剥离，专注于设计和研发，又用专利来构建技术壁垒，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 “中国制造”曾经带给年轻人积极的人生观，如今越来越难满足他们更丰富的人生需求。 　　就在《南风窗》记者采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在李俊看来，高通这家公司“很牛”，“他们卖芯片，还卖所谓专利”。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中国的“芯片方案”供应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买费用外，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到6%的专利授权费。比如，一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 　　目前，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