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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与晚清外贸荣衰 　　“地理大发现”之后，大西洋沿岸的西方万般渴求地盯上东方的财富，而东方仍在自给自足的富庶中傲然坚守，对外面的世界一派浑然。在军事庇护下，西方的贸易从最初的谦卑变成强硬的挟持。于是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大的东西方两大板块很快拉开差距，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所占的绝对优势逐渐被打破。 　　西方船队纷至沓来 　　盎格鲁撒克逊人远离大陆，立足英伦三岛，目光灼灼，胸怀世界。 　　1583年，伊丽莎白一世派遣大臣纽布瑞，携亲笔给中国皇帝的手书前往东方探险。可惜，纽布瑞半途连人带信被葡萄牙人截获。伊丽莎白再派伍德向中国进发，但船队行至好望角附近再遭葡萄牙人阻截，人亡船沉。信念顽强的英国人并不放弃，前赴后继挑战那个遥远的欲望。在已知的记录中，1602年到1613年，伊丽莎白和继位的詹姆斯几次派商人向着心中的目标鸿雁传书，但做成这个信使的概率为零。所以贪财又怠于政事的万历皇帝到死也无缘一见。 　　直到1637年，一个名叫威德尔的船长率领六艘船组成的皇家船队经过一年艰苦跋涉，以武力闯入虎门，英国船只总算第一次抵达了中国海域。稍后，威德尔在《对华贸易备忘录》中写道，“中国可以提供丰富的贸易，但不准外国人进入。我们谦卑地去敲门，可我们被赏以闭门羹。那时我们就破门而入了。”威德尔的“破门”行径包括未经中方同意并在遇阻后开炮，攻陷并炸毁炮台，烧毁官府衙门和中国船只，拦截商船，暗中行贿官员要求通商，占领虎门市镇等等。这是威德尔的一厢情愿，也可以说是一种期待的愿景。因为中国根本不想与敲门人谋面，更不用说互通贸易了。中方调集军队准备应战，威德尔不得已退至澳门，并声明英国船只永不在中国海面出现。但是，这一“声明”随着英船的不断到来而成废纸。1670年之后，英国商船分别到达台湾、厦门、定海。宁波等地，中英通商事实成立，英国对华贸易量迅速超越其他国家，占据了最大份额。 　　1685年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开禁”之年。这一年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迅速打开海禁，明代以来长达三百余年“一块木板不得出海”的海禁政策就此告终。康熙先后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于是，“海关”第一次作为国家机构的正式名称。对中英贸易来说，1715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一年，康熙皇帝允准东印度公司建立驻广州商馆，标志着中国官方正式认可通商关系。 　　西方船队源源不断来到中国。 　　1732年，第一艘瑞典船“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到达广州，生意非常成功。随后的1739年至1743年，800余吨排水量并装有30门大炮的“哥德堡号”三次到达广州。由于中国官员认为瑞典人“较为恭顺谦卑”，所以在别国外商必须按中国规定购买丝织品，且严禁夹带出洋的情况下，乾隆格外恩准给予专门的丝绸供给。瑞商特致函恳请两广总督允准携带佛山出品的绸缎2000斤回国。总督为此专门上奏折，说明瑞典乃“不善织造之国”，丝织品缺乏已二三年。乾隆大笔一挥，准了。据称“哥德堡号”一个来回，利润相当于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幸的是，1745年该船在回到瑞典码头靠岸前竟触礁沉没。2006年7月，历经十年重建的新“哥德堡号”重访广州，使人们重拾中瑞早期贸易的那段辉煌。 　　在诸多来自西方的船队中，美国“中国皇后号”的经历很值得一提。1784年2月，载重360吨的大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花旗参和皮货等一大批货物，从纽约启航，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8月在广州黄埔港靠岸。这是美国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数月后满载中国货物回美。“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便获利三万美元，利润高达1500%。为此，华盛顿总统宣布，保护并优惠关照对华通商。“中国皇后号”第二次赴中国前，总统先生还亲自开出一份购货订单。 　　外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泱泱大国总还是要给点面子的。但有一个原则，外商必须遵守中国的规矩，这规矩便是行商制度。 　　三起三落“十三行” 　　1720年12月，广州几个最有钱的商人以中国传统的结盟方式，订下行规十三条。主旨是，独占外洋商务，划一市场，统一货价，所有来自外洋进口的货物由其承销，所有从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办。凡行商成员应对外国人统一价格，一口对外。任何单独行动者，予以惩处。这个后来被冠以“十三行”大名的行商组织自此拉开序幕。 　　但崇尚自由贸易的西方商人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吗？显然不买账。外商提出要自行办理关税，粤海关不同意，称只能通过行商交易。精明的外商开始了情报工作，他们了解到公行支持者的广东提督和粤海关监督与他们的上司两广总督之间不和。外商于是向总督代表提出取消公行，否则将停止在广州的贸易。此时外贸收人已成国库一大来源，广州官吏也靠山吃山，“停止贸易”具有一定威慑力。权衡之下，总督下令废止公行。这是十三行的“一起一落”。 　　1760年，行商大户“同文行”潘振承等九家商行重提设立公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