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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两个怪圈和两种叙事 　　一个国家的教科书，通常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对国民而言，教科书是最基础的读本。教科书是否尊重被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是否尊重学术研究的共识，能否呈现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关系到国民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尤其对于国民缺乏自主阅读习惯的国家，教科书的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 　　有些遗憾的是，在国民阅读处于低位的中国，教科书的问题却处于高发阶段，其中历史教科书堪称“重灾区”。 　　【两个怪圈：大一统和“五阶段论”】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2000年版）开篇即讲道：“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他接着指出：“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大一统史观、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三位一体，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苏秉琦指出中国的文明起源并不限于黄河流域一个中心，而是有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他还指出，六大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中原文化仅是其中之一，这与“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说法迥异，对“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形成挑战。 　　“大一统观念”不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叙述，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这里所说的“大一统”，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既是中央对地方的集权，也包括王权对相权的削弱。在这种标准里，大??统的时代通常被视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视为负面的乱世，“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成为最主要的线索。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着汉族中心主义，比如宋代，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中华书局2008年版）里这样说：“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何谓“大一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概念。大一统的观念由来已久，如今所谓的大一统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密切关系，注重主权和疆界。把这套观念套在古代中国之上，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古代中国注重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这种天下观，今天的民族国家恰恰是“分裂”天下的。其次，大一统的线索忽略了历史中的多样性，对分治时期缺乏同情，比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被一言以蔽之曰“各国割据”，对地方也缺乏重视，比如距离中央政府遥远的地方被视为“偏远落后”。虽然20世纪的民族国家注重主权和疆界，但不等同于主张中央集权，反而地方自治成为常规。欧洲国家组成欧盟，似乎符合大一统的趋势，但恰恰是在各国放弃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历史教科书中，大一统常与华夷之辨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比如对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常以“华”为是非标准，但从大一统的观念看，华与夷又同属于一个天下。最为重要的是，当大一统成为最高价值，其他的价值诸如个人的尊严、民众的权利常会变得无足轻重。大一统本身不能提供合法性，只有保障个人尊严、民众权利的大一统才是值得称道的，可现在经常看到的是，为了大一统不惜伤害个人尊严，侵犯民众权利，那种大一统恰恰是最糟的。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分治时期，《统一与分裂》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五阶段论”常被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至1846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8至1859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讲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但是，这种分期与后来的“五阶段论”相差甚远。1877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五阶段论”主要来自列宁和斯大林。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讲道“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