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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空谈误国教训 　　说起空谈误国，人们会下意识想到西晋清谈亡国的惨痛教训。可悲的是，这一教训并未使清谈之风销声匿迹，后来的精英阶层仍醉心于虚诞，不屑于时务，高谈有余，治国无术。南梁后期，魏师已将临江陵城下，素好玄谈的粱元帝萧绎仍不慌不忙召集群臣“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巡城之际不忘“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身死国灭的梁元帝再一次将清谈演绎到了极致，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与思考。 　　清谈是空谈的重要表现。纵览历史，可以发现，除了清谈，空谈的现象屡见不绝。所谓空谈，大致有这几种表现： 　　——冗长拖沓的废话。此种文风动辄鸿篇巨制，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纵有真知灼见也被淹没于浩瀚文字中，虽披沙沥金而不可得。洪武年问，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陈时务。煌煌万言，朱元璋用了两天才让人念完，不禁又生气又无奈，说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于是下令规范奏折格式，“伸陈得失者勿繁文”。 　　——脱离实际的空话。除了赵括纸上谈兵的千古笑谈，此种文风以宋代文人策论最为典型。宋代以文人治国，虽然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当这种书生气质运用到政治中来，却往往流为空谈，华而不实，虚而无用。毛泽东曾评论，“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同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大量守旧官僚仍然固守理学、刚愎自用、不思进取、颟顸无能，对新事物新变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百般抗拒。内忧外患之际，大学士倭仁却高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以夷为师”，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简直迂阔不堪。 　　——不负责任的大话。西汉吕后执政期间，一次匈奴来书，言多傲慢，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高声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见吕后正在气头上，纷纷表示赞同。这时中郎将季布厉声说道：“樊哙可斩也！从前高帝（指刘邦）将兵三十万，犹被匈奴困于平城，当时??哙亦在，如今却说十万之兵就能横行匈奴，此欲摇动天下也！”吕后闻言，遂罢朝不复议出兵之事。其实，对匈奴战或不战，皆可一议，但樊哙不假思索不经论证便夸下海口，若果真成行，后果可想而知。 　　——自欺欺人的平安话。此种文风反映出的是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鸵鸟式的心态，似乎只要不去提、不去想，危机就不会存在。南北朝时期，隋兵已磨刀霍霍准备大举南下，陈朝君臣仍在高谈“长江天堑自古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陈后主“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文墨日繁，其政日乱”的陈朝最终被不喜文词的隋朝所灭，也许实属必然。 　　——沽名钓誉的漂亮话。此种文风在明代后期言宫中最为盛行。本来，上书言事、指陈时务、讽谏得失是言官本职，也应当肯定。但当时许多人却不是带着建设性的态度、为解决问题而建言，而是将之作为博取名声的手段，言辞尖酸刻薄，极尽讽刺谩骂，结果使问题不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唯一作用是树立了自己高大形象。万历之后，言官与内阁水火不能相容，内阁每一项决策无一例外都遭到言官激烈抨击，导致内阁畏首畏尾、循默避事。还有的言官不惜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将矛头对准皇帝，皇帝越是震怒、刑罚越是严酷，就越能体现自己“批龙鳞”的勇气，如对万历帝百般讥讪、大肆指责。此等人身为朝廷命官，为获得民望、青史留名，不分皂白处处以站在朝廷对立面为荣。一句“讪君卖直”，既道尽其本质，也说出了万历帝的无奈。 　　——道德至上的意气话。本来，政治固然不能不讲道德，但同时更是利益博弈的艺术，有时还免不了需要妥协，但一些人却罔顾其他，一味高举道德大旗，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而这种语言由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往往令人难以辩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大军逼近，此时明王朝还可选择南迁赢得时间，“徐图后策”，孰料兵科给事光时亨等人义愤填膺，坚决主张固守京城。此言一出，谁复敢再提异议做“秦桧”？终使明王朝坐以待毙。后人检讨明亡教训，都不约而同总结“书生误国”、“清谈误国”。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明末在可和之际却因“朝议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清初思想家颜元更是借宋儒讽刺明代群臣“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更可气的是，有的人只逞意气之快，事到临头又不敢以死报国，如前述光时亨放言与国存亡，城破之日却迫不及待投靠李自成，为天下耻笑。 　　最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反对空谈的当属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张居正在未任内阁首辅前曾上陈六事疏，其中第一条就是“省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文藻竞工，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