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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逝去年 　　吃派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开展了一场简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那年冬天，我们学校同学全部停课成了工作队队员。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郊区西山脚下的一个生产大队。工作队由来自三个单位的十人组成，分住在老乡家中。生产队长负责把我们安排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根据当时的规定，工作队员的派饭中不准有肉、鱼、蛋，所有队员，两人一组，一组派到一家吃十天，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五毛钱。 　　当时，当地农民已进入“冬闲”，一天只吃两餐。第一个十天下来，我向队长提出下一轮到老王头家。在工作队摸情况时，我听说了老王头的情况。建国前，父母早亡的他孤身一人在村里一个地主家做长工。土改后，他分了地，有了房，娶了妻，生了子，是个翻身农民的典型，我想进一步了解他。 　　老王头家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三间西厢房里。进屋靠北的一整间盘着一个大炕，炕里侧堆着一叠半新不旧的棉被，炕中央摆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小炕桌。老王头五十开外，黝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看上去仿佛六十出头。他唯一的儿子才十来岁。 　　我们到他家时，老王头正在搓棒头粒。他欢迎我们到他家吃派饭，并说了一些条件有限多包涵之类的客气话。他家的饭菜几乎和第一家一模一样。早餐是窝头、玉米糊加一碟咸菜；晚餐较丰盛，主食是米饭、米汤，副食是白菜粉条、炒土豆丝，有时则是白菜豆腐、炖土豆块，但都有一盘油辣子。每次吃饭时，老王头总是让我们先吃。他自己不是忙上忙下替我们盛饭舀汤，就是坐在一旁低着头抽他那自卷的旱烟。我要他全家和我们一起吃，他略显慌乱地说：“不急，我们还有点事呢。” 　　有次吃晚饭时，我从门帘旁的缝隙里看到老王头那宝贝儿子正倚在门框上，一双眼睛贪婪地向我们这里张望。老王头大概也瞧见了，假装咳嗽了一声。小家伙的脑袋立即缩了回去，转眼间人就溜得不见了。 　　那天，在走回工作队的路上，我们心里沉沉的，忽然想起当天的粮票和钱还没有交给老王头，便转了回去。掀开门帘，我愣住了。老王头全家三口正吃着高粱面窝头。桌上只放着一盘咸菜，没有米饭，更没有粉条白???和炒土豆丝。那孩子，正在将我们吃剩的连菜带汤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老王头家的这一轮派饭没有轮结束，我们就换到另外一家。 　　一个半月后，社教运动进入查账阶段。查账中发现，全生产队派过饭的社员中有好几家都在会计那里留下了借条，数额都不大，一般也就是几块钱，最多的十元，也有借上十斤八斤米面的，其中一张就是老王头的，借款时间正是我们到他家吃派饭的头一天。借条上，按着老王头殷红的手印。 　　“忠”字舞 　　“文革”开始后，当文坛上一片肃杀、唯有样板戏一枝独秀之时，在全国七亿人民中却应时而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舞蹈——“忠”字舞。 　　这是一种对毛泽东献忠心的集体舞，几十人、几百人一起跳，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满怀豪情迎九大》等歌曲为伴奏。那时，跳这种舞既不是群众自觉自愿的，也很少被当作文娱活动，而是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及至后来，竟演变成为每天几次的规定程式。 　　跳“忠”字舞时，跳舞人双手高举面向红太阳，表示对毛主席的景仰，斜迈弓步一只胳膊弯曲平举，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的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本红宝书（那种64K本的《毛主席语录》）。 　　我们跳“忠”字舞大约始于1967年下半年，那时候，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破四旧”、“斗走资派”高潮相对缓和，社会上兴起了跳“忠”字舞的热潮。那一天，班文革组长传达“校文革”的指示，从明天起，每个同学出早操时，必须统一集中到学校大操场学跳舞。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学校办舞会、学生学跳舞，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东西，已经停了三四年，怎么“文革”开始一年多了，又卷土重回？ 　　第二天晨练时，全校3000多名学生，以系、班为单位站满了一大操场。操场一侧的指挥台上，几个从校外请来的教练为大家作表演。他们都只有20多岁，每人身着旧军装，腰扎宽皮带，右手握着一本红宝书，伴随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一会儿举手，一会儿蹬腿，做着各种舞蹈姿势。他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举手投足间尽显豪气。看到示范，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忠”字舞。这种舞不难学，只要随着音乐动作整齐就行了，很快全班同学都学会了。在此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经常可以看到几十人几百人一起跳着这种舞，连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狂欢，也跳这种舞。 　　跳这种舞，开始都觉得很新鲜，积极性也颇高。为了让大家尽快掌握舞蹈的技能，学校的大喇叭经常播送相关的音乐，每当这时，连我这个从来对跳舞不感兴趣的人脚也痒了，腿也点点晃晃起来。可是日子一久，我总觉得这种舞太单调机械，这么多人在一起闹哄哄的，老这么重复下去也很无聊。 　　没过多久，广播里传来要求，今后除早操时要跳“忠”字舞，吃饭前在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