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掩杀大街.docVIP

城管掩杀大街 　　我看过一部香港电影：一个流动小贩，平时在街边卖些雪糕。为了多赚些钱，他就进了一批棒棒糖，也卖出了一些。可是有天，香港城管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理由是他阻碍了交通又兜售不在牌照许可范围的商品。这小贩原本在街边开着小店，可是店租太高，生意越做越淡，就关了门。太太又有些残疾，他也不愿意领政府失业救济金，就申请了流动小贩牌照，每个月能赚6000多港币，勉强可维持生活。 　　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基本是资本主义残酷压榨百姓的写照。接下来的后半部：城管把小贩告上法庭后，法官却不以为然，责备城管“如果只因他卖出了几十只棒棒糖就告他，实在缺乏人情和司法弹性，应该先反复劝诫、酌情处理”。这名1972年出生的法官说，一个市民能在烈日炎炎下摆摊做生意，其实是件好事。他亲自向小贩解释了牌照的要求，说明政府其实不是在为难他，只想保持街道整洁。最后法官只对小贩处以两碗炒河粉即100港币的极轻罚款，还劝小贩不要为这次检查影响到心情，好好工作。他承诺，如果路过小贩的摊位，一定会捧场。 　　影片结尾，几周后这名法官遵守了承诺，前往小贩摊位买了一瓶矿泉水，鼓励他不要泄气，努力工作。 　　这其实不是电影，是我听闾丘露薇讲的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在此之前我听过卖烤肠的小贩崔英杰怒杀城管的故事，也听说过夏俊峰的遭遇，目睹城管把小贩追得鸡飞狗跳的情节……渐渐的，对这类战片，我竟有些麻木。可是这香港故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城管居然不可以直接摆平小贩，还要跟区区小贩打官司。对于公门中人法官不给面子就罢了，还跑到小贩摊位买矿泉水…… 　　这正是香港成为文明社会的原因。那法官真明白了那句成语：通情，才能达理。所有的法律不是为了惩罚，而为了保证人情和人性在世俗生活的正常化。可是大陆的城管却常如满血复活的天兵天将，他们把群众追打得溃不成军时，就像怀揣了天庭玉帝御赐的令牌，驱赶违章建筑的花果山，一切具备正当性。 　　必须重复另一个故事：广州的一个妇人带着女儿街边卖番石榴，被没收了水果刀，妇人索要吵骂，城管就说“要不是看你带着孩子，我绝对打你”。城管果真冲过去要打，妇人应激用水果砸向他……城管就掐着妇人的脖子，反绞其手。那妇人一岁多的女儿看妈妈被欺负，大哭起来。而被反绞双手的妇人蹲在车门下，无法安慰女儿，相对落泪。后来警察拘那妇人，她哭喊“我女儿还在那”，就连女儿一起带走。妇人的老公因讨说法时拍打城管的车窗，也带走。一家三口24小时都在警局过夜。妇人央求看守帮忙给尿湿了的女儿拿一下衣服、尿包，看守斥：“你以为这是你家吗？” 　　一个香港法官，对违章小贩轻罚重教，鼓励小贩工作的意义且亲自上街为他捧场；一个内地城管掐住妇人脖子，反绞其双手。那一岁多的女儿不安的哭声，并未打动看守的恻隐之心——隔着香江，上演了两部经典华语电影，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制式，就是一国两制。拍两部电影吧，一部片名叫《法》，另一部叫《罚》。说实话，中国并不是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民众的经济生活也取得相当进步，可权利生活却在经济生活的进步中，没有进步，细节荒诞。 　　我想问一个长久困惑的问题：是什么让天然存在，在香港、台湾相安无事的小贩方式，独独影响到大陆的生活。我们从洞穴猴子走向城市组建国家，委托管理者的原因是让它协调人群聚集必然的生活分歧。这是城市管理者该做好的。可是你做不好或本不愿做，只是垄断资源，抬高门槛，唯记得收钱，却忘了夏俊峰也要生存权，那妇人也要工作权。当民众实现天然权利变得艰难，被迫去当没面子的流动小贩，掌握强势资源的你，情何以堪。 　　有人多年说来说去只说出一个原因：小商小贩影响市容、交通、卫生。可是最影响交通的，难道不是满大街横冲直闯的军车特权车？最破坏市容市貌的，难道不是耗资修建如皇宫的政府办公楼？至于食品安全，最毒的正是天天在CCTV打广告挂满国家质量金奖的品牌牛奶。 　　你不脚踏实地去抓特权车、形象工程、毒牛奶，却拳打脚踢违章小贩，竟连抓个小贩都要耗资派水军，对比香港法官用一百元成本就树立了秩序而有人性暖意的城市形象，你丢人不？每当想起那些五毛晚上一边在路边烤串摊吃得满嘴油，一边用腻腻的手在手机打出一条微博“城管也是人，小贩滚出去”，然后回头大喊“再来六个腰子，真比贪官的含铅鱼翅好吃多了”，真觉得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意趣盎然的催眠情景。 　　我认为一个平民并不偷抢也不为虎作伥，只用双手做一些本分的职业，是这个社会应该鼓励的良行。可是社会并未帮助他的良行而是制造障碍，迫使其犯了一些小错（占了人行道三分之一），执法者就用暴力对待。这就不是管理，而是征战，不是服务，而是惩罚。 　　中国市长该读读美国柠檬女孩的故事。七岁的朱丽在街头卖自制的柠檬水，食品安全官员以她没交执照费要进行处罚，小女孩大哭起来。这个情节激怒了路人也激怒了全美，逼使市长亲自道歉：这个国家的强大来自于创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