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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关系中利益和价值重构 　　摘要：利益和价值重构，既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问题，也是当前中国面对的战略问题，又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利益共同体”乃至“和谐世界”等概念，都需要解决利益和价值的重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关键词：当代国际关系 利益 价值 重构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01-06 　　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国际与国内问题都涉及到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等概念都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思考。 　　一、何为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利益重新组合即利益重构。在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的利益界限泾渭分明，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似乎只有对抗而不能发生利益融合。冷战结束以来，用“纯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来划分国家利益界限的适用范围不断缩小。特别是中国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进程，与西方国家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制度创新和改革，社会主义因素在其内部逐渐积累，也为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创造着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时代背景。 　　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利益重构。市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市场交往的成本和收益相抵，各方所得的净收益就是利益。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反映着世界市场的要素流动趋向。当一部分世界市场要素流入中国，另一部分中国市场要素流向他国时，就出现了利益重组。随着这种要素流动的逐渐稳定化，一种新的利益结构呈现在世界面前，这就是经济利益的重构。在所有国家利益的重组重构中，最基础的就是经济利益重构。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71年，中美贸易额约为500万美元；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的1973年，中美贸易额增至2.6亿美元。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11年，距离尼克松首次访华40年后，这一数字已攀升至4467亿美元，是两国1979年建交时的180倍，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尼克松在首次访华的演讲中提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但他绝不会想象中美之间将会构建如此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又如，2012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二者相加的总额，这种经济利益的叠加效应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美韩军事同盟对韩国国家利益的意义。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日本都出现类似的利益结构。换言之，中国与整个发达国家即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市场体系的主要支撑之一，或者说已经互相成为“利益攸关方”，这就是国际经济利益重构的战略意义。 　　其二，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利益重构。在该领域的利益重构突出表现在传统安全利益的范畴趋于缩小，非传统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安全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这个特点为各国非传统安全利益相互交织交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利益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利益结构交织在一起，使安全利益重构呈现低端化、广泛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传统安全利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显著下降，国家之间安全威胁往往通过民族、宗教、资源、生态等冲突形式体现出来并发生作用。“9·11”以后，美国一度以“反恐”为轴心划分敌友，其他大国也与美国配合组成全球范围的反恐联盟。这就是超越传统安全范畴的利益重构，它本来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然而，由于美国没有放弃其霸权和冷战的安全思维模式，极力在非传统安全利益中渗透传统安全战略，使大国安全利益重构中途夭折。尽管如此，安全利益重构的模式特点已经显现出来。 　　其三，各种跨国行为体的社会利益重构。跨国社会利益与跨国安全利益、跨国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要素的跨国流动带来的国际关系利益重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跨国人员流动把巨大的财富、文化、个人关系等等资源从一个国家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种流出、流入和对流使原有的国家利益模糊化，使国家利益的外围部分发生重叠和融合，并且不断向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浸润和渗透。进入2l世纪以来，中美之间以至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人员和信息流动空前频繁，出现庞大的财富移民，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结构。假设一个中国投资移民带到加拿大的投资金额平均为100万加元，100万个中国移民就给加拿大带去1万亿加元，这个数字就足以使加拿大可以抵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