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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个“妈妈” 　　【编者按】本文作者蓝云在安徽插队8年，后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工作，历任儿童刊物《放学以后》、《七彩宝贝》的副主编。其父蓝英曾参加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常务副局长，参与筹建上海社科院并担任副院长。 　　母爱说不完道不尽，每个人都感恩妈妈。在这里，我要讴歌的是三个妈妈。 　　以女儿的角度来看，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个无论怎样赞美都当得起的妈妈。妈妈是从淮安古城西长街17号尹公馆里走出来的名门闺秀，曾祖父为咸丰八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尹耕云，祖父是驻法外交官。她原名尹秀（王升），抗战爆发后，受到哥哥姐姐们的影响，年仅14岁的妈妈改名李利，投奔了新四军，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青春年华沙场征战，献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立。建国后，妈妈在文教战线上工作，是一名富有才干和人格魅力的女干部。可是，对于我来说，她更是个为五个儿女呕心沥血的妈妈。 　　妈妈五音不全，所以孩童时她并没有给我唱过《摇篮曲》。但比《摇篮曲》更打动我幼小心灵，使我铭记至今的，是夜深归家的妈妈的吻。那时的国家干部有种“活着干死了算”的工作劲头，妈妈白天总不在家里，晚上往往还要工作直至深夜。当妈妈披星戴月赶同家时，我们都早已上床睡着了。妈妈推开我们的房间门，带进一股清新的空气。她走到我们的床边，俯下身挨个轻轻地亲吻睡着了的我们。我会在朦朦胧胧中被妈妈的气息拂醒，那是母爱的气息，使一个小姑娘一整天的期盼心满意足。除去奔忙于工作，妈妈将其余所有都放在了我们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入梦，梦也繁花似锦。 　　那时感到妈妈好年轻。她挺秀高挑的个头在妈妈们中鹤立鸡群，令我们骄傲不已。妈妈的衣着总是大方而合体。那个年代的女装流行苏联风格，妈妈有时穿蓝色的双排扣列宁装，内衬灰白小格子泡泡袖绸衬衣，配一条黑色或深蓝色的印度绸细格子长裙；有时爱穿颜色沉稳做工精致的中装棉袄、夹袄，窈窕而文雅。妈妈特别勤快，每件衣服都服侍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同样一件衣服，穿上妈妈的身就特有“型”。在那个满足了温饱就不再奢望的年代，按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再老三”，我们可是个有着五个孩子的家庭啊！有衣服穿不受冻就不错了。我们的妈妈定要让五个孩子都穿着齐整，出客时还有光光鲜鲜的行头来装扮，这样的本事可见了得！一直到今天，还有同学说起：“你家孩子小时候总有好衣服穿。”妈妈经常一针一线自己动手为我们缝制新衣，她的一手女红受到那个大家庭的训练，也算一门“童子功”，每个针脚都一丝不苟。记得上中学时，妈妈把她的一条呢裤子改了给我穿，还改小了她的列宁装和精致的中装，在那个黑白灰衣裤铺天盖地的时节，我的衣装在校园里一枝独秀，引得许多羡慕的眼光。 　　妈妈使我们衣食无忧，在那个年代实属不易。 　　那时的国家干部薪水也并不很高，人们物质生活普遍不富裕，要是赶上五个孩子一起交学费，这个月的伙食费就会捉襟见肘，妈妈必须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确保资金链不断裂。可正值孩子们都在长身体啊，妈妈只有动足脑筋，设法为我们的成长提供必需的营养。总忘不了我们定量供应的分食制的场景，那时每人每餐分一碟菜，多数日子蔬菜为主荤腥为辅。这样，即使到了天灾人祸的那几年，我们也未曾有食不果腹的经历。我们对这样的平均主义习以为常，只有小弟有时叫嚷没吃饱，讨价还价地希望吃“三碗饭”。于是妈妈备了三只小号碗，吃饭时盛满三碗放在他面前，换了汤还是没换药，他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如果有些好菜上桌，妈妈总是顾这顾那，爸爸工作辛苦，弟弟们都在发育，妹妹也需要营养，总之谁都要补养补养，最后就将自己排除在外了。每次炖一只鸡，鸡腿给了爸爸和弟弟，翅膀给了两个妹妹，在谁都分得了一块之后，往往只剩下鸡头鸡屁股，这时妈妈就说：“我从来就最喜欢吃鸡头鸡屁股。”以后这就成了妈妈的专利。直到我渐渐懂事，有了家有了女儿，我也开始“从来就最爱吃鸡头鸡屁股”，以至以后的家风，一锅鸡汤吃完，一双鸡腿总是谁都“不爱吃”。难忘的还有，妈妈平时在机关用餐，有时碰巧有大排骨或红烧肉之类，妈妈吃掉了蔬菜后总把大排之类带回家，切成五份分在我们的小碟子里。妈妈就这样把自己嘴里的每一口省下来，让儿女们吃顿“大餐”，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母爱中慢慢长大，长成为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的五个儿女。那时我们都没有营养不良，可妈妈却因为油水太少的缘故，腹腔内严重缺少脂肪，得了胃下垂。还记得我们读小学的年代，妈妈在市北中学任支部书记、副校长，经常是以校为家，我们就在家里跟着阿姨（保姆）过。有时周末还是忙得回不了家，妈妈就把我们几个接到学校，住在她的值班室里。那是一间小阁楼，有个老虎窗可以透点空气。房间里放着一张小床，但地板擦拭得一尘不染，我们可以打地铺过夜。吃饭时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同去大食堂，和老师学生们一起用餐。妈妈对学生的伙食像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