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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着世界 图/邓咏诗 　　美国人威尔·鲍温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不抱怨的世界》，许多管理者奉为圭臬，常常用来教育员工。 　　然而要让人不抱怨十分艰难，现实似乎恰恰相反，无论处在任何阶层，人们都有一肚子的怨气。有时是因为与单位发生纠纷，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被欺凌的感觉，有时是与公共部门打交道，各种推诿和不负责任令人心生怨怼，有时是干着一种天生受气的职业，感觉到付出与所获的强烈不对等，有时…… 　　在一个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地方，各种复杂的怨气更是给人一种窒息感。 工作十几年，一朝扫地出门 　　打工，一直是东莞这座城市的主题。 　　有些人出来打工，是想变成有钱人，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如愿。而另一些人，则是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打工，生活，愿望如此简单，但一样很难实现。 　　黄永昌就是后一种。 　　坐在沙发上，他一言不发，头发凌乱花白，没有一丝光泽，眼神暗淡，脸皮粗糙，一个典型的将青春消耗在工厂的体力劳动中的中年打工者形象。 　　喝了一杯功夫茶，他吐了一口气说：干了10几年，他们就这样对我！ 　　黄永昌是粤北山区翁源人，1998年到东莞打工，进了虎门镇的一家电镀厂。相比在农村务农，当时他觉得收入还可以，于是又介绍了同乡黄利生到厂里工作。黄利生是个老光棍，身体又不好，长期在厂里负责看大门。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正是介绍黄利生进厂这一决定，让他在今天陷入绝望。 　　2011年，黄利生村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傻老婆，他就辞职回去结婚了。很快，儿子降生，一个正常人应该拥有的人生，在一年内统统实现。然而好景不长，去年7月，黄利生突然一病不起，送到广州多家大型医院检查，发现是白血病。 　　医生告诉黄利生的亲戚，说急性白血病很可能与长期接触某种化学品有关，于是他们想到了工作的电镀厂。黄利生原来在厂里做普工，后来改作门卫，无论哪一种，都天天闻着很刺鼻的味道。亲戚们怀疑，正是长期接触电镀环境让黄利生患病。 　　来到工厂要求赔偿，但厂方断然拒绝。黄利生的亲戚们就请来律师打官司，但因为工厂一直没和黄利生签合同，??须有人出来证明黄利生确实在这里工作过。 　　于是，黄永昌站了出来。 　　黄利生最终在去年底顺利拿到了赔偿，而且厂方还补缴了他的社保，安心回家养病去了。而黄永昌，在案件结束后很快就感觉到了工作氛围的变化，工厂的管理人员总是找各种理由和他过不去。有一个月，黄永昌觉得工资比正常水平少了，就找人事部理论，经理很不耐烦地说，像你这种“二五仔”（叛徒），早该自己滚蛋了。 　　“我怎么是‘二五仔’？你们不承认人家在这里工作过本来就不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只是作证他在这里工作过，又没说他的病就是工作造成的，我只是说实话而已。”黄永昌说，听到“二五仔”这个词，当时心里真是恼火。 　　今年过年后再回工厂 ，黄永昌被保安拒绝进入。 　　被开除的黄永昌没有拿到任何补偿，而且还有去年的8000多元工资未结清。黄永昌咽不下去这口气，也找到了去年代理黄利生案件的罗律师。 　　“在这间厂里一共干了14年，他们就这样当我是空气，甚至我根本不存在？”黄永昌口气里带着愤怒，“你要开除我可以，总得把我的工资给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还要生活，何必欺人太甚！” 　　律师罗先生把一杯茶放到他面前说，不要激动，再想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证人。然而有了黄永昌的“前车之鉴”，厂里的老朋友也都不敢再站出来说话。 　　黄永昌丢掉烟蒂，又理直了一支烟塞到嘴里点着，用力吸了一口说，“这件事我一定要搞个明白，他们要是死不认账就别怪我不客气。” 　　黄永昌这样的群体，是一个最怕事也最不愿意惹事的人群，他们只求现有的生活不要被破坏，为此可以承受各种轻视与鄙薄。然而他们的生活往往最脆弱易碎，面对破坏来临，他们就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力量去抗衡，无力得让人绝望。到最后，正是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唤起了他们对从前经受过的各种轻视与鄙薄的记忆，因而有了鱼死网破的冲动。 老婆怀孕之后 　　像黄永昌一样心中燃着一股火的还有四川达县人潘学见。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小企业主，不是普通的工人，不会有被自己所在的企业欺负的感觉，但常常要与公共部门打交道。一旦出点问题，自己也马上成为受害者，而且各种荒唐的说辞，一遍遍地加厚着心中的怨气。 　　潘学见和老婆阿娟一起在东莞横沥镇工作，已经有两个孩子，阿娟也已经36岁。 　　6月10日，阿娟被查出怀孕了。这一“喜讯”让夫妇俩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在今年3月，潘学见已经在东莞市计生中心做过结扎手术。 　　怀孕带来几个麻烦。一是老公已经结扎，老婆又怀孕，旁人定会笑话老潘带了绿帽；二是当初决定由老潘去结扎就是因为阿娟身体不好，生第二胎时差点命都丢了，现在这一胎生下来成问题，阿娟可能送命，顺利生下来还会面临罚款，不生也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