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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中中美日三角关系 　　冷战后维系东亚和平稳定的战略均势，主要由中美日之间的“政治力学”来决定。由于近年来中美日各自综合实力、地区战略和彼此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关注并把握其趋向可以洞悉东亚的未来。 　　更具现实紧迫意义的是，在当前的中日对峙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正确解答美国在想什么、日本在想什么，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将难以科学化地制订。 　　宏观架构之变 　　目前发生在东亚内部的秩序变革由三大主要因素牵动：一是中国发展壮大，二是日本长期低迷，三是美国步履蹒跚。美、日不安于这种局面，试图通过一场“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维持对其有利的地区均衡，这是当前中美日三边互动的一条主线。 　　另一条主线是，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加速崛起的效应和自身实力地位的下降，已把对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接过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加强对华借重，较前更加谨慎地处理涉华敏感问题，另一方面在亚太积极强化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对华两手策略在新时期有新发展。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日三角关系都是美日一边长于中美一边和中日一边，从来不曾等边。但现在，中美一边的长度正在超过美日一边，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发生了。与之相映衬的，借用日本著名评论家大前研一的观点，就是日本被甩出世界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一再摇摆的日本对美社会思潮和政策路数最终定格于倚美自重、“借船出海”。决定美日关系走向的因素从内在因素转为外部因素，而中国崛起便是其中的首要因素。 　　强盟加强国之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2013年7月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位日本官员同他交谈的情况。该官员称，安倍政权注意到美国未能在菲律宾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明确支持菲方，使菲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不打算重蹈覆辙，必须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参战权和防务预算的限制，以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本???武装力量击退“中国的入侵”。 　　事实是，除了菲律宾的“前车之鉴”，安倍政权更对奥巴马政府在中日岛争之中给日本划下“不得先开第一枪”红线、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径自授意本国民航飞机遵守中方规定的作法既不满又张惶。 　　相较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日本对美国大战略力不从心的一面更加忧心忡忡，担心美国在关键时刻“一走了之”，因而在继续靠美的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主能力建设。现阶段日本右倾化趋势在对外战略中的最突出表现，是在“美国不一定靠得住”的思维支配下做两手准备，走“强势同盟+强国”之路。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从本质上讲是日方针对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采取的报复之举，表明日本的对外强硬挑衅正逼近美国所能容忍的极限，长期以来维系美日同盟关系的共同价值也暴露出其实一直存在的裂缝。 　　利用加敲打之策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担心中日对抗升级引发军事冲突，不愿选边站，但更看重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长远战略利益，继续把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视为其亚太战略调整需要解决的头号课题。美国并不准备大幅调整对日本的政策，而是在中日之间更多地扮演调控者、平衡者的角色，美日政治关系因此发生了空前的扭曲。这样的态势倒是和目前中东方向的美国、以色列关系有点相似，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地折射着美国治理世界、驾驭全球之困。 　　2013年11月14日，在奥巴马首任时曾协助提出并负责具体落实“重返亚洲”战略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为《金融时报》网站撰文指出，日本正逐渐抛开历史禁锢。美国大体可以采取两种应对思路：一是退后，让日本不受外力地发生改变，并且毫不理会美国在确保日本安全方面发挥的独特历史作用；二是与日本拉近距离、提出建议，帮助日本在通向“正常”国家地位的道路上绘好路标。后一种思路虽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却是维护美日关系的最好办法。 　　坎贝尔是美国政学两界有名的“日本通”、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期间处理对华关系和亚太事务的主要助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16年大选并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他很可能重返国务院担任更重要职务。坎贝尔中意的“第二种办法”，其实就是自克林顿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日本“国家正常化”采取的纵容政策。新形势下，美国坚定重申对日本等盟国的“战略保证”，默许日本推进修宪，但对日本方面向美国说“不”和挑战历史问题的举动也会予以敲打。 　　奥巴马政府当然希望这种微妙的政策能够得到回报，那就是在日本的配合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得以推进，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和经济利益得以保持、扩大。奥巴马政府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处理没有脱出这个政策架构，但平衡术玩得更加玄妙，从中日对抗中渔利的一面也已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