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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之幕下理性选择与社会正义 　　摘 要：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代表了无知之幕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同派别。从约束条件看，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所设计的无知之幕呈现由厚到薄的渐次变化；从三者构建的代表性主体的特征看，选择者特征具有准同质性。逻辑地，选择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源于无知之幕设计上的不同。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的共同的研究纲领属于正义研究中的“契约”传统，与之相对的则是“比较”传统，当面对阿玛蒂亚·森所引发的对于契约传统的新的挑战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更好的强健性。同时，相较于罗尔斯、哈萨尼和现实聚焦比较的传统，布坎南的立宪理论的局限性更少，提供了一个理解公平与效率冲突的新的视角。 　　关键词：无知之幕；正义；理性选择；契约 　　中图分类号：B82-02，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05-08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正义问题，罗尔斯（John Rawls）的契约主义的正义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初诞生以来一直是讨论的基点，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尤其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萨尼（John Harsanyi）对罗尔斯的批判与借鉴，对欧美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哈萨尼和布坎南的正义理论与罗尔斯具有非常接近的出发点和基础构架，即从“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假设出发，把一种社会伦理价值选择转化为一种个人理性决策选择。用科学哲学的语言说，就是三位思想家共享同一研究纲领，都提出了类似的工作假设。这种家族相似性使得对于三位思想家的比较更有意义，从而可以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所启示。 　　一、无知之幕下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设定 　　由于都是把社会性的总和价值判断转换为个体性的理性决策问题，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三者的思想都可归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范畴。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理性人——出发，在约束条件（Constrictions）的限制下，得出能最优化理性人目标函数的???择①。虽然说把三位学者的思想都归于个人理性选择理论的范畴要冒着过度简化的危险，但是，仍然起码有两方面的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处理。第一，从经济学对“理性”的定义看，哈萨尼和布坎南假设个体在无知之幕下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这显然是主流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物。而按照罗尔斯的理论，个人在无知之幕下会选择最大最小（Maximin）原则，这虽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不一致，但仍不失符合理性的底线要求。实际上，罗尔斯不排斥甚至认可自身理论的理性选择性质。罗尔斯认为“正义论是理性选择理论（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的一部分，也许是它最有意义的一部分”[1]（p.13）。并且，罗尔斯还坚持“对理性这样一个概念必须尽可能在狭隘的意义上理解，即经济理论中通行的那种意义：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目的”[1]（p.11）。第二，更重要的，无知之幕下的个人选择框架完整地包括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方面：选择主体的个人伦理和心理特征，这方面的差异会导致选择不同的个人目标和风险态度；选择的约束——无知之幕，不同的无知之幕设置代表了有差别的信息约束；最优化目标指引下的选择结果，不论是正义原则、最大社会功利总和还是体现了公平的程序的宪法规则。 　　（一）对理性选择的代表性个体的设定 　　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三者对于选择者特征的设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把伦理考量赋予了无知之幕后进行选择的代表性个体。 　　罗尔斯并没有假设原初状态下的个人是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的“理性人”和正义原则是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罗尔斯认为，个人除了重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能够做出道德判断并自愿服从道德原则的要求。为了保证生活博弈不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物种竞争，而是每个被视为自由平等的参与者都能从中得益的公平合作体系（a Fair System of Cooperation），罗尔斯在1999年的《正义论》（修订版）中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无知之幕下的个人必须具有两种基本的道德力量（Moral Power）：第一是某种正义感的能力（a Capacity for a Sense of Justice），即了解、应用并依据正义原则行事的能力；第二是某种善观念的能力（a Capacity for a Conception of Good），即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规划的能力。罗尔斯把道德力量视为参与社会合作和在无知之幕背后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