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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党,到了不得不突破关口 　　中共建党92年、执政63年、改革开放34年，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所依靠的载体不同，管党治党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 　　30多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可归结为一句话：权力治党，波动性大，随意性多，容易反复；只有依靠制度才能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水平。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人民的前途命运。 　　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 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三天就两谈“警醒”，并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制度认识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反思的力度，以及所传递的对权力治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三个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要求。“从严治党”是中共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要求。 　　从时间上看，这个党该抓了，该管了。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执政已逾耳顺之年的我党，应该也必须像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进行认真的反思，“容得下尖锐的批评”。 　　从空间上看，当前的中国到了三个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第一，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早在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 　　第三，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两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30多年来，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近450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近500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逾百人，处以死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就有6人。2013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工作报告时指出，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过去5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 ，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 。 　　这三个关口都已经到了“不得不”予以突破的程度，客观上提出了从严治党的“命门”问题。 　　从现实问题看，“脱离群众现象大量存在”，“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居然高于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4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50%。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必然滋生腐败；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必然经常发生错误；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 　　重中之重只有一个——制度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什么会出问题？实践证明：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是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远离原点。 　　33年前，邓小平同志在“8·18”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思想、作风等，在党的建设中的影响，小于制度的影响。因此，尽管“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其原因正在于“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其实，认真探索“三大规律”就可以清楚知道，在党的队伍中，一个领导干部出问题，通常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几个领导干部出问题，大多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出问题，一般是组织监督出了问题；一批领导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而一代人中的不少领导干部相继出问题，则肯定是权力结构和文化出了问题。 　　这些年来，腐败易发多发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外因当然不少，但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内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核心是权力结构的改革，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因此，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讲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