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从权威依附到权威重构.docVIP

法院调解从权威依附到权威重构 　　[摘要]本文在对“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这两种基本调解理念进行区分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法院调解中存在的一些以调代判、久调不结等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通过文化解释和权力解释等路径，分析了从“结果导向”型调解理念向“过程导向”调解理念转变的重要性，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后者的实现方式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法院调解；理念；权威；结果导向；过程导向 　　[作者简介]农会清，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院长，广西南宁530028；黄睿，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09-04 　　“把调解描述为诉讼的替代容易使人误解……它应该被视为争吵、争斗和疏远等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替代”。这是英国学者及调解专家Boulle博士眼中的调解，他认为调解是“作出决定”的过程，而不是“解决争议”的过程。Boulle博士的观点代表了各国调解实践中的一种理念：（1）调解所追求的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即“结果”），而是帮助被调解人自主决策的“过程”；（2）调解不是为了代替判决、追求终结纠纷的结果，而是作为恶性纠纷解决的替代、引导纠纷向良性发展。 　　这种“过程导向”的调解理念显然与我们对调解的传统理解不同——“调解机关以自身的实质性裁断为核心。谋求合意的形成，现代中国的调解，尤其是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调解，是其典型代表……”。调解人对调解结果的积极追求，是中国法院调解的显著特征。多年来，这种“结果导向”的调解催生了以调代判、久调不结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对法院职能的定位早已超越了“案结事了”的部门主义。转而强调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是时候重新审视司法实践中倚重结果、忽视过程的调解思路。 　　一、中国法院调解权的本质——行政色彩下的司法权 　　（一）法院调解的司法属性 　　在我国调审合一的制度安排下。很难将调解权从司法权中单独分离出来。《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要求调解应“分清是非”，即包含了判断行为。法官以自己的内心确??（法律、道德、或是效益上的）为标准，试图统一当事人的价值判断，进而形成合意。“严格地说，法院调解并不属于ADR的范围，而是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的行政色彩 　　虽然法院调解具有司法权属性，但它外在的倾向性及其对权力结果的积极追求，都呈现出行政权的色彩。整个东亚的调解文化都深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德主刑辅”包含着“教化优先”的含义；儒家礼法所提倡的忍让、利他、行善“不是平等者之间的相互实践。”儒家的价值观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秩序的调节，群体的存续。在儒学对个体观念的弱化和对隐忍的提倡下，“说教”在调解效果上优势比较显著。 　　笔者不赞同司法权的行政化，但在当前社会大众对法院的期待仍然包含着其行政功能的实现时，简单回避并非良策。合理的方案是弱化其行政倾向性并通过扩大司法权的社会功能来替代其行政功能，树立司法公信力。 　　二、转变调解理念的必要性——调审合一制度下“结果导向”型调解的弊端 　　法院调解权的司法属性注定了它要接受现代司法理念的审视，调解与司法中立的矛盾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有观点认为症结在于“调审合一”的体制、主张“调审分离”。但笔者认为，“调审分离”并非调解职权合理化的现实途径，问题之所在是“结果导向”型调解理念的弊端。 　　（一）“调审合一”的体制无须改变 　　1.“调审分离”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冲突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西方的调审分离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司法”并不仅仅意味着居中裁判，“父母官”的称谓形象地揭示了司法权威的来源——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和依赖，他们在潜意识中偏好调解替代判决。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比二十年司法改革更长的周期来淡化。法官不调解似乎有悖人情，其效果可能弱化司法功能。因此，短期内“调审分离”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优势。 　　2.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调审合一”仍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日本虽然在制度上落实了“调审分离”，但近年来重新评估了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在“不至降低诉讼审判的程序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允许审判法官以判决之外的纠纷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达成和解。韩国为了凸显法院附属调解的公正性。于2010年4月将调解中心从法院分离出来，但法官的调解权并没有因此而被取缔。 　　3.我国的司法实践证明。“调审合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学术界在十多年以前就已提出“调审分离”的主张，但实践中它至今仍然未彻底取代“调审合一”。实际上，即使实现了“调审分离”，只要法官仍以调解的“答案”为目标，其中的压迫性和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