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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和地方志相互影响 　　[摘 要]本文试从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的特征以及地方志书的功能和作用入手，通过对几处较为典型的考古发掘成果及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进行介绍，用以阐述观点，以此归纳出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和地方志二者的相互影响及内在关系。 　　[关键词]社会历史； 博物馆；地方志；文献；影响 　　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其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和陈列教育活动的内容划分，博物馆主要可分为社会历史类博物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艺术类博物馆[1]。其中，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和大多数博物馆一样，其收藏的大量文物保存了历史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证。其研究方向也主要是立足于本地区历史、考古、文物的研究。而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性文献，是一个地区的史书，其资料都源自当地的档案、访册、谱牒、传志、碑金碣、石、测绘、笔记、信札、诗文集等原始材料，蕴含着丰富详实的内容，经常被作为历史佐证资料。地方志所具备的存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充当提供科学史料的角色。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博物馆的研究，尤其是通过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地方志提供科学事实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地方志的存史功能又能使文博队伍的考古研究成为受益者。本文试就两者的共性特征归纳以下几点关系： 　　一、博物馆研究发现的新成果为地方志的记载提供佐证和依据 　　文物是历史的本体，是逝去了的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文物也是主观历史陈述的事实证据，“为历史研究和历史陈述提供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而增强了主观历史的客观性和可信性”[2]。文物不仅是历史事实的物证，而且使史者更丰富更实际地认识历史事实。地方志中记载的各地史料远比一般正史记载得丰富和翔实，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在正史中或语焉不详，或不作记载，要研究一些史料情况，只能从方志中寻找依据。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及历史人物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是主观的。地方志毕竟不同于正史，一定??度上缺乏正史所较具备的严谨性，再加之作者超脱不出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时代的局限性，故地方志存在讹误是在所难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一些志书中的讹误也逐渐凸显。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的业务工作脱离不了历史。和地方志一样，都是定位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的基础上， 其业务核心文物本身就是历史实际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历史与文物的关系十分密切。文物本身有许多信息点，可以引发出各种历史问题，或有助于相关历史问题的解读。这就是文物服务于历史问题。就因为如此，博物馆在从事科研业务活动的同时、经常无意识地为一些地方志书提供了可据性。一方面对一些地方志书舛误之处进行修正，另一方面也对一些地方志史料增加了信度和确凿的证据。 　　1. 例如：福建漳浦县博物馆在对县城东部灶山山麓的一座被盗掘的唐石室墓进行抢救性清理时，出土了一件砖质买地券。买地券色灰白，宽30厘米，长31厘米，厚2厘米，出土时断为十一片，且有两片残缺。券面上在未烧时用硬物刻了128字，‘全文如下：“囗词世界南瞻部洲大唐国福建道管内漳浦县嘉岭乡囗囗里囗囗堡囗囗囗囗陈氏林囗囗囗囗囗月囗囗囗除向阳当归囗里有冥钱万一千囗之囗地主张坚固李亭度囗收买囗艮山刚（岗）地一片东至王公西至王母南瞻部洲北萦越单为界亡人收领永为冢宅何人书星与月何人见竹与木星月归于天竹木归于土急急如律令”。字体粗陋，行文草率[3]；。而最能引起文物工作者极大的兴趣关键莫过于券文中刻着“大唐国福建道”。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采取州、县二级制；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又设立“道”，以代表中央监控地方行政。 　　一般的地方志书史料认为，贞观元年，全国设立了10个道，福建属岭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复分为15道，各道设采访处置使，福建隶属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膨胀，全国出现了40几个道，大的管辖十几个州，小的不过管辖两个州。乾元元年（758年），道被废除。而此后行政设置划分上复有“道”的概念出现，就得推延到元至正年间，“但此时的”道”已衍化为省的派出机构，不能列为地方行政单位”[5]。《福州市志》第一册记载：武德八年（625年） 泉州改名丰州，治所在闽县，领泉、建、丰3州。贞观元年（627年） 丰州改名泉州，属岭南道，管辖闽县、长乐、连江、长溪、南安、莆田、龙溪7县。景云二年（711年） 泉州改为闽州，设闽州都督府，州治仍在闽县。开元十三年（725年） 因州西北有福山，改闽州都督府为福州都督府，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万安6县，隶属江南东道，都督府治在今鼓楼区。福州由此定名，沿用至今。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福州属之，共领福、泉、建、漳、潮5州。福建之名由此始。天宝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