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在太行山下韩国抗日英雄文明哲.docVIP

牺牲在太行山下韩国抗日英雄文明哲 　　每当我回忆起那风云激荡的抗战岁月，便会想起一位曾经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过的国际友人，一位在抗日烽火中牺牲在太行山下的韩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就是被誉为“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模范战士”、抗日英雄文明哲。 　　抗日前线初识文明哲 　　文明哲原名金逸坤，1912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潭阳郡。他少时家贫，曾在当地一家纺织厂当了3年童工，后在叔叔的帮助下，得以完成职业高中的学业。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自幼目睹侵略者暴行、怀着强烈民族义愤的文明哲，长大后毅然投身反日爱国运动。在1929年爆发的光州学生运动中，他从事秘密联络工作，被日本警察逮捕，经受了严刑拷问，但他坚贞不屈，半年后才被营救出狱。 　　文明哲的叔叔金俊（又名金容宰）是朝鲜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革命家，1920年来到中国，曾在黄埔军校第4期高级将校班学习。1932年，南京政府开办朝鲜革命干部学院，金俊担任战术教官。在叔叔的引荐下，文明哲于1933年夏来到中国，进入朝鲜革命干部学院学习，翌年被保送去洛阳中央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学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文明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先后担任分队长、政治干事等职，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转战在华中、华南、华北等各抗日战场。 　　1938年初，我在武汉经姐姐尹卜甄（时为湖北女师地下党支部书记）介绍，参加了由革命老人何香凝发起组织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1月，武汉失守，战地服务团随友军罗卓英部撤往长沙，后又撤到南昌。我与文明哲就是在江西抗日前线认识的。 　　那是1940年初，我们战地服务团正开赴前线，到江西高安、上高和修水一带为友军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所属部队进行新年慰问演出。当时演出的剧目中有一台张客编的独幕话剧《最后一颗手榴弹》，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石联星和戏剧指导员史民为我们导演的。剧情描写的是一位英雄排长在一次对日作战中陷入敌人包围，毅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在剧中扮演那位英雄排长。这天演出结束后，朝鲜义勇队第三队队长金世光和何振东、文明哲、李明善等几位战友来到后台，对??们演出的话剧赞不绝口。他们说：“在敌众我寡，陷入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要宁可牺牲，也绝不当俘虏！”他们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年夏天，文明哲随朝鲜义勇队从前线下来，路过我们的驻地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时，又来看望我们服务团的同志。他对我们说：“这里不打仗了，我们要北上！”语气里流露出强烈的参战愿望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我明白，他们所说的“北上”，就是要到八路军所在的华北抗日前线去。 　　此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服务团地下党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为了保证地下党员的安全，李克农做出决定，要我们迅速撤出，先到桂林集中，然后分批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支部书记胡瑞英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的决定。她说：“你有病，先走一步，到桂林你姐姐尹卜甄那里去治病。我们的目的地是延安。”她还对我说：“朝鲜义勇队是个抗日进步团体，可以他们为掩护，与他们一起北上。到了目的地，上面有人来找你。”于是，我离开新喻到了桂林，在青年会和我姐姐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一边治病，一边等待组织的安排。巧的是，在桂林时我又遇见了金世光、何振东、文明哲等朝鲜同志，他们正要结束朝鲜义勇队在衡阳和桂林留守处的工作，准备北上。 　　大约两个月后，中共江西安福县委书记陈岫仕与我接头，说：“你在桂林没有任务，不要在这里久留，按照支部的安排，你要赶快走，组织上要求你在3个月内到达延安。考虑到你一个女同志长途跋涉不安全，可以朝鲜义勇队为掩护，同他们一起北上，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暴露。” 　　北上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我随朝鲜义勇队一行从桂林出发去重庆。因路费不宽裕，不能坐客车，一路上只能搭乘大货车。我们趴在车顶货物上面，双手紧紧抓着绳索，随着车子在盘山公路上下颠簸。从桂林到贵州，车子都在大山里爬行，两边尽是悬崖峭壁，让人头晕目眩。何振东、文明哲不时提醒我要抓紧绳索，不要放松。经过遵义城外山上时，文明哲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你注意看看。”我当时心里想，他是朝鲜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这么了解，真是不简单。 　　到达重庆后，我们驻在南岸陈家花园朝鲜义勇队总队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休整。当时准备北上的有六七十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读报、讨论形势，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哲学书籍。文明哲是我所在分队的分队长，他学习特别认真，记了很多笔记。讨论时他带头发言并要求大家讲中国话，一来让我听得懂，二来让大家锻炼学讲中国话。有的同志有时用中国话表达不出来，就夹杂着讲起朝鲜话来，大家感到有趣，便大笑起来。文明哲同时也劝我学讲朝鲜话。 　　这期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