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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研究 　　[收稿日期] 2013-04-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中国社会变迁与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 （07B080） 　　[作者简介] 李蓉（1968—），女，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摘要] 神明裁判运用证据的特点是将证据问题与案件事实认定分离，证据问题由法官裁判，其他则交由“神”裁，结果导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断裂。中世纪后，学术理论与经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制度构建和个案处理，为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因而法定证据制度进步性明显：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的对应使人们可检视事实认定的错误；在经验基础上归纳的证明规则有助于实现裁判公正。“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给现代证据裁判原则带来的冲击正推动证据制度发展。 　　[关键词] 证据裁判；科学证据；法定证据；神示证据 　　[中图分类号] D915.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140—06 　　现代证据裁判原则，也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作为抑制法官恣意心证的重要措施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得到确认，此后该原则又得到2012刑事诉讼法的肯定。然而，早期的证据裁判并非针对法官恣意而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证据裁判原则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作用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是如何解决纠纷这个问题，霍贝尔有过非常著名的描述：“这种超自然力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救济手段，渗入到法律的习惯之中。应该指明，它不是作为实体法规则的渊源，而是当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判决的方式和执行手段。求助于它的方法是立誓、占卜和神判。”[1] 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国家，“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神圣代理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Themis）。”[2] 由于这些描述浓缩了裁判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包括证据收集、运用的过程，更无法了解何为古人所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而只看到了裁判的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可想而知的结果，因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早期人类的裁判既然是“任性的”，甚或“简直是天外飞来的”，[1]当然完全与证据无关，与对错或真假无关，只与信仰有关。笔者并不否认“神启”等超自然力在其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霍贝姆也不能否认，早期人类解决争议也首先是依赖证据的。“在爱斯基摩人范围狭小的社区中，证据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充分而直接的有关材料通常就在手头。但当事实情况不明时，就必须求助于占卜。然而很明显，只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包含有违孽的因素时，或者至少如同在科珀爱斯基摩人中的情况那样，即发生了妖术致人死亡的事件时才进行占卜。”[1] 根据这段描述，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社会”的爱斯基摩人解决争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运用证据弄清事实，“原始无政府社会”是霍贝姆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美）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而占卜反倒并不那么像描述的那样得到运用广泛。可见，依赖能够找到的证据，证明或说服裁决者或其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们，是一个简单社会关系中的诉讼最为基本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事实的证明多数只能依赖言词证据，职业辩护人还没有出现，一套验证和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式和规则尚未发明，两个机制在保证言词证据（包括传闻和品格证据）的真实性，一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熟人社会关系，二是早期人类普遍的对神的敬畏。另外，早期社会中犯罪形式相对简单，人们更容易从熟人人际关系中获得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条件往往能避免让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从而避免了使裁决者作出的裁判一般性地具有“天外飞来”或“任性”的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李蓉：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神明裁判时期同时存在的裁判方式至少有三种：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共誓涤罪的特征是，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罪，被告人除了自己发誓证明自己清白，还需有一些支持者以誓言加强，这些支持者被称为“共誓涤罪人”。通常，一个有着好名声的人通常能够找到12个人以共誓涤罪的方式为其洗清罪名，但如果被告人嫌疑较大或名声不好，则需以神裁（ordeal） 来决定其是否有罪。[3] 这个裁决的过程事实上与今天并无二致，同样是要寻找足够多的信息，让裁判建立在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