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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摘 要：当代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风险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传统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冲击，委托-代理逻辑支撑下的官僚制行政逐渐让渡给社会嵌入视野下的民主行政。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嵌入政策过程存在两种渠道：一种是公民个体参与，另一种是组织化参与，非政府组织属于组织化参与的范畴。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嵌入政策过程是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其发展依循着统合主义路径而非多中心治理路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 ；非政府组织；民主行政；社会嵌入；统合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11-04 　　引言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学科领域的核心议题。传统的国家主义践行的是一种“中心——边缘???式的行政理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塑造了“大政府、小社会”的逻辑架构。随着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等，“大政府、小社会”的逻辑架构逐渐丧失了话语正当性，取而代之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强势话语。建构、培育良好的公民社会被赋予了时代的使命，公民社会成为继政府和市场两大领域之后的“第三域”。而公民社会的建构除了需要公民文化的渲染外，还需要组织实体的支撑，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实体，担负起了建构公民社会的责任。在当代，伴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步伐，风险社会正在悄然形成，这使得公共治理愈加复杂，传统的单中心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强烈冲击，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渐渐显现。从实践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存在着两种选择路径，分别是统合主义和多中心治理，而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深受中国特殊情境的现实影响。 　　一、 风险社会论域下的公共治理 　　“风险社会”概念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后经由吉登斯、拉什加以完善。贝克将“风险社会”界定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1]“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2]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危机不断深化的结果， 人类社会发展的足迹正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社会面临着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核威胁、社会异质化等等一系列的现代化危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危机超越了疆土的界域，蔓延至全球的每个角落，世界风险社会逐渐成形。 　　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建立在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其典型的管理模式就是韦伯的官僚制：在政治社会的竞技场上，仅存在着单一的权力中心，即政府行政组织；政府组织由上下等级森严的层级结构组成，呈金字塔状；政府官僚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执行公共政策，实现政府的组织目标。官僚制组织适应了早期工业社会对理性和效率的需求，此时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公共事务比较简单，社会风险系数相对较低，政府能够有效地处理常规化的公共事务。威尔逊甚至直言：“所有类似的政府只有一种良好行政的规则”，[3]即等级权威、单中心的行政组织结构。但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推进，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异质性等特点增加了政府公共治理的难度，传统的单中心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强烈冲击。政府公共服务的低效供给、危机处理机制及能力的欠缺以及寻租腐败现象的日益蔓延等等，彰显出打破过去对政府依赖的格局，吸纳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力量嵌入公共政策的过程的必要性，这是公共治理中“公共性”的彰显。公共治理模式是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过程中应对社会风险的优先选择，陈振明教授将公共治理界定为：“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4] 　　二、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行政 　　官僚制行政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产出。在民主社会中，官僚制行政仍然是普遍的制度安排，这主要是因其适应了委托——代理的逻辑架构。委托——代理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的，针对的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将经营权以契约的方式让渡给企业的经营者，经营者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治理企业，这就是委托——代理的逻辑关系，它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理论架构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委托——代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