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冲突新特点及化解之道.docVIP

群体性冲突新特点及化解之道 　　一、当前群体性冲突的新特点 　　新世纪以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不断增多，并且近年来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冲突的领域有所扩大。一直以来，群体性冲突主要出现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城市执法管理、医患矛盾、社会保障等领域。但是近几年来，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房地产物业管理、交通事故、治安事件等方面和领域，以及不同地域群体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群体性冲突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更是以年均29%的速度增加。 　　参与冲突的主体更加多元。群体性冲突主要表现为干群冲突、劳资冲突、矿群冲突、警民冲突及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这些冲突的主体大多发生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强势群体与相对弱势群体之间。近年来，参与群体事件的主体越来越广泛、多元、高级，使得事件的预防和处置难度加大。在环境保护事件、服务对象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冲突事件（例如，医患纠纷、金融领域的纠纷事件、房地产合同以及物业管理纠纷）以及抽象诉求引发的冲突事件中，知识分子、中产阶层、青年学生、律师、中小企业主、离退休千部甚至在职干部参与其中。 　　冲突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并且日益现代化。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起因于具体的利益纠纷、治安事件等，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冲突。在事件演变、转化的过程中，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和扩散，潜在的群体冲突很容易由某一具体事件激化出来，形成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人群的泄愤式参与。还有一些群体性冲突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的。例如，环境纠纷、教育平权抗争、出租车罢运风波等。在一些地方，同乡会、家族组织、工友团体等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民间组织有时会参与群体性冲突事件。互联网等成为群体冲突组织动员的工具，意见领袖以及网络“大v”则成为重要推手。 　　冲突有形式多样化、对抗激烈化的趋势。除了示威、静坐、冲击政府、警民干群肢体直接冲突之外，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集体散步、集体相亲、街头举牌、行为艺术、网上声讨等多种新的抗议和冲突形式，今年还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例如，厦门“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山西省委附近带有恐怖性质的爆炸案等。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极其严重。这些极端事件反映了极少数社会成员对社会和政府的仇视心理。除了这些极端形式外，还有一些带有恐吓性质的抗议形式，例如首都机场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 　　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群体性冲突增多。在加速开发开放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呈现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高发态势，例如，2008年在西部地区就发生了诸如拉萨“3·14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等。近两三年来，群体性冲突事件有重心转移之势，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关系等方面以及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群体性冲突明显增多，而在大城市中房地产合同、质量以及物业管理纠纷，城市执法管理、经济金融类纠纷冲突明显增多。 　　二、群体性冲突增加的主要原因 　　群体性冲突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既有物质原因也有非物质原因。当前，群体性冲突呈现出单一问题扩大化、一般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出现了一些新的诱发因素。例如，中产阶层要求教育公平，实现异地高考平权；大量农民工参与保卫钓鱼岛的反目游行示威；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合法权利、体面劳动和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导致“发展型抗争”、“分利型抗争”增多。 　　群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却一直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需求结构和需求标准变化了，群众的需求结构趋向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标准趋向高级化。不同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群众的需求由生存向发展转变，由生存向权利转变，由生存向生态转变。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群众对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生活服务、交通出行、养老保障、子女教育、环境卫生、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加强烈。但是，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少部分人占有较多、较好的资源和服务，而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城市生活困难群众在内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难以满足。 　　人们渴望公平正义。在需求结构和标准变化中最突出的是人们渴望公平正义。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方面群众的发展差距在扩大，收入分配公平、教育机会公平、发展机会公平、利益补偿公正、司法公正、执法公正等问题日益成为引发群众不满和群体间冲突的重要原因。 　　协调利益和化解矛盾的机制不健全。有些群体性冲突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