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岩和他“1+1”团队让差异变成意义.docVIP

解岩和他“1+1”团队让差异变成意义 　　“残障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差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差异变成意义。”——解岩 　　“1+1”团队全称是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助残类NGO，“1+1”创办人之一的解岩将机构定位于残障人士的互助、社会能力建设及公众倡导。 　　残障人并非弱者 　　若不是11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今的解岩也许是IT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也许是个普通白领，但不会是现在的身份：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CEO。 　　那年他27岁，是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家中除了父母还有结婚不久的妻子，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2001年一次出差时，解岩感到腿疼，医院确诊为骨癌，CT片显示肿瘤已扩散至整个左大腿及膝盖。两年的化疗，其间的痛苦让解岩不忍再提。所幸化疗效果良好，经过手术，解岩腿保住了，但膝关节坏死，行走必须拄拐。化疗住院期间，他目睹许多病友“走”掉，从鬼门关回来的解岩喜忧参半。由于之前工作生活中基本没有接触过残疾人，突如其来的残疾人身份让他无所适从。原公司请他回去继续工作。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活动自如的解岩。 　　母亲妻子整日唉声叹气，让解岩既烦闷又沮丧。2004年的一天，父亲交给他一本从朝阳区残联办理的残疾人证，他猛然明白：自己从此是有证的人了！从那时候起，他就思考着，其他有残疾证的人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是以残疾人的身份继续消极下去，还是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了让家人不再为自己操心，2004年，解岩买房并给妻子买了辆车，“目的很简单，不委屈自己，不委屈家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并找了个理由将父母搬出京城。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和健全人一样生活，他选择了破釜沉舟。 　　就在解岩拿到残疾证的那年，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一家为残障人提供服务的NGO。看到那么多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他找到了归属感。他突然明白，残障人、残障群体是他们共同的根，是他要找寻的家园。他进入那家公益组织做一名志愿者，结果让他很失望。当该组织介绍他特意强调其残障人身份时，他发??这样的理念与自己所期许的并不一样。因为该机构负责人是健全人，不断强调“助残”，把残障人描述成一个弱者，而解岩是想要看到如何发挥残障者的潜能。次年10月，他离开了那家机构。 　　打造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 　　“我是谁？”走进“一加一”办公室大门，背景墙上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在解岩看来，健全人所处的环境是无法感受判断残障人的。可是长久以来，残障人的话语权却偏偏掌控在“强势”的健全人手中，“代言”者不在少数，而且由于社会对残障人的认知度和接纳程度不高，残障人士多少也存在着自我认知不足，不敢发声或者找不到平台发声。“我们这个群体就像是婴儿，张着嘴发不出声，大人们却‘根据经验’代替我们表达。” 　　傅高山的走入让解岩看到希望。傅高山，这个1983年出生的福建男孩，因患有先天性眼球振颤致使物体在眼睛里无法稳定成像，视力不及0.1。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和大多数“80后”一样，叛逆好胜而有主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大学毕业后开始北漂。只不过他是一个从小在健全人世界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视障人的视障人。他的随身之物除了手机、MP3，还有常人不须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和望远镜。 　　傅高山也曾供职于解岩离开的那家机构，对于解岩提出要“打造一个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很支持。对于机构名称，两人一直没有确定，国内残障领域的机构名称大多直接点明是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例如“爱心互助”“残疾人服务站”等。两人打心里很排斥这样的命名，认为名称代表着机构的理念和价值观，更是外界对机构的第一印象。社会是多元融合的，不应该去刻意区分健全和残障。 　　2006年的春节，两人经常在一起头脑风暴。他们在闲聊中说到自己一个是肢残，一个是盲人，互相扶持，挺不容易的，忽然就想到了“1+1”这个名字。这便是“1+1”最初的用意，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扶持、互助。问起解岩对“1+1”的理解，他说：“‘1+1’的答案很多，可能大于2，那是因为合作；可能小于2，那是因为残障与社会的距离拉近了；也可能等于1，那是因为融合了。当然，更应该等于2，那是因为简单而真实。只要不固执地认为1+1=2就好。最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 　　2006年3月，解岩和傅高山，两位有着相同NGO理念的残障人共同发起、注册了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通常我们将残障人看作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会关注不同残障人之间的差别，更多地将关注重心放在“残障人”三个字中的“残障”二字，包括一些残障人士自身也只是看到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但是解岩却看到的是“人”字。 　　盲人也能玩摄影 　　丰台区西罗园的一处民宅里，两间共计27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