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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与《巴黎和约》拒签 　　拂去历史的尘埃，当我们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在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审视那些具有良知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漩涡中的种种辉煌和尴尬、无奈与痛苦，或许能给我们启示。我们仅以一战后对《巴黎和约》的拒签这一历史事实，重新审视时任国务总理、外交大臣陆征祥的抉择，是爱国还是卖国？ 　　任驻俄公使馆翻译官，亲身体会“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 　　陆征祥，字子欣，又字子兴，1871年6月12日出生于上海。母亲因病早逝后，陆征祥的家境更趋贫寒，仅靠父亲为伦敦教会雇为传道员，出入大街小巷以叫卖《圣经》、散发图片传单的微薄收入为生。童年时他即入私塾读书，13岁时入上海广方言馆，师从法国老师学习法文，21岁时考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馆。由于聪明好学，外文水平好，1893年1月，陆征祥奉清政府指派出国，到清廷驻俄公使馆任四等翻译官，后来，又逐渐升迁至参赞，接连在许景澄、杨儒领导下工作。其中，许景澄对他的影响最大。许景澄认为陆征祥是难得的外交人才，陆征祥则称许为他的恩师。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许景澄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嘱陆征祥千万不要忘记。后来陆征祥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时，曾请翻译家林纾（字琴南）题写“不要忘记马关”6个大字，装裱后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 　　陆征祥的第二个上司，是继许景澄之后的清廷驻俄圣彼得堡公使杨儒。1900年11月8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东三省名存实亡。此后，杨儒就交收东三省事宜与俄外相拉姆斯独夫举行了13次谈判。1901年2月5日，拉姆斯独夫催逼杨儒签字，杨拒绝后愤而离开俄外交部回馆。因天寒下雪，下马车时不慎跌倒，不省人事。2月10日，终以身殉职。陆征祥身为杨的翻译，陪同参与了“东三省交还交涉”的全过程，目睹沙俄外相骄横无礼的言行，悲愤不已。陆征祥在圣彼得堡任职13年的经历，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同时也磨练了他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 　　“巴黎和会”之前暗潮汹涌，赴会途中又遭到日本特务暗算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所以又称为欧战。1917年2月，美国对德绝交，劝中国采取一致步骤，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即以德潜艇袭击中国船只为名，提出抗议，1917年3月14日，公布与德国绝交。5月，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中国最终冲破各种阻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关系国。 　　而此时的日本，深恐中国加入协约国行列对日不利，就挑拨北京公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中国参战不力的警告。其中有一条适为陆征祥主办的中国和梵蒂冈直接建交的问题。陆征祥认为中国和梵蒂冈天主教廷应直接往来，不用通过法国，由法国居间实行所谓“保教权”。原来法国硬把《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二十三款歪曲解释，作为法国有“保教权”的根据。陆征祥通过北洋政府国务院任命驻葡萄牙公使戴陈霖兼任驻梵蒂冈公使，教皇伯努瓦十五世也欣然同意，并任命前驻菲律宾及日本的教皇代表贝特雷里主教为驻中国大使。不料法国总理克雷芒梭竟引用“保教权”来否决这一行为，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北京公使团还以此举为中国参战不力的证据（因为伯努瓦十五世偏袒德国，贝特雷里主教也有亲德的嫌疑），并谴责中国没有在事前（即对德宣战）咨询协约国。 　　另外在其他方面，英、法、意三国为了鼓励日本对德作战，对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表示了“谅解”。美国也于1917年11月，于华盛顿签订了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的日美《蓝辛石井协定》，拿中国的主权作了交易。总之，“巴黎和会”之前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胜国分赃问题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开幕。对于“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人怀有一定期望，可归为4项：（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分；（三）取消外国人在华之一切特殊权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而其他成员，亦由陆氏决定。陆氏所选的代表，完全摒除了亲日派成员，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马比（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以代表人选而言，不论是学识才干与人望俱臻至境。 　　顾、王、施、魏，皆由所任地赴巴黎，惟陆征祥自本国启程。北京政府把准备在和会上应用的重要文书，以及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箱一件，皆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当时，海上交通异常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甚少，且因未预定，舱位一直未能解决。往日出洋，无论赴欧、赴美，均从上海启程，而这次陆征祥赴巴黎，不得不出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