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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1920老药方溃败 　　1920年，正在东北主持肺鼠疫防治的伍连德陷入了一场论争。 　　这是东北三省第二次遭遇大规模的鼠疫，而且是通过飞沫传播、死亡率极高的肺鼠疫，病人在感染后，两三天便会死亡。10年前，这种瘟疫在东北夺去了6万人的性命。当时，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组织防疫处，以钦差名义总领瘟疫防治工作，最终在1911年4月阻止了瘟疫的肆虐。 　　然而，到第二次鼠疫蔓延之时，伍连德遭遇了责难。对当时无法治疗的鼠疫，他使用的防疫手段只能是隔离患者。对传统的医务从业者来说，眼睁睁看着患者死去，而不加救治，这种行为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他们相信，能够从传统医学中寻找到办法，来抵抗瘟疫。 　　于是，在1920年，哈尔滨的“中医研究会”宣布要参与鼠疫的防治。 明代死于瘟疫者超千万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瘟疫从来都是可怖的噩梦。 　　据史书记载，从公元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共发生过700多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疫病流行。 　　宋代到明清，中国瘟疫多发。金开兴元年（1232年），开封大疫，《金史》中记载说，在短短几十天里，从各个城门里抬出的死者有90多万人，而“贫不能葬者”不包括在内。 　　进入14世纪，中国的瘟疫发生得更加频繁。在接近3个世纪的统治时期里，明代爆发的瘟疫多达170余次。 　　《明实录》中记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八年，山东登州疫死6100余口，福建邵武12000户死绝；九年，河南武安等县疫死3000多户；十一年，浙江象山周围五县疫死9100余口，归安也疫死万余。 　　到崇祯年间，瘟疫几乎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鼠疫从山西向河北、直隶传播。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北邢台到大名瘟疫流行，“人死八九”；很快，瘟疫传入了北京城。当时有人记载这场疫情说：“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到崇祯十六年七月，瘟疫又一次袭击京城，患者吐血而死，“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北京城超过四成的人口死于连绵的瘟疫。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瘟疫流行中，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 　　面对连绵的疫病，当时的政府和医生们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办法来阻止瘟疫蔓延，治疗患者。包括在北京设置惠民药局，散发药剂，救治瘟疫灾民。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甚至亲自翻检医书，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但是史书并未记载，这个皇帝亲自撰写的医方疗效如何。可以推测的是，倘若此方确实有效，必然要被大书特书。 就在伍连德的防疫队伍努力堵截疫病流传之时，有人献奇方，说用猫胆一枚，暖酒冲服，便可立时痊愈，其原理是猫能克鼠，而胆能去毒。 　　而各地的医生们凭借从《黄帝内经》、《伤寒论》中领会的知识，研究治疗之法。在明末，江苏医生吴有性总结经验，写成《瘟疫论》，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这种气便是“四时不正之气”。 　　为控制瘟疫散播，朝廷诏令有疫情之地“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 　　一些医治和预防措施取得了成功。譬如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蔓延到北京的瘟疫中，史书中说有万人被治愈。各地瘟疫疫情记录中，也有官员勤政奔走，“全活甚众”的记载。 　　但是，这些局部的成功，在连绵不绝的瘟疫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及至清代，瘟疫的流行依然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雍正十一年（1733年），昆山大疫，死者数千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江南大疫，死者不可胜计。咸丰年间，江南瘟疫流行，据估计死亡人数达人口二成。 第一次东北鼠疫中乱象纷呈 　　到1910年，第一次东北鼠疫大爆发之时，伍连德临危受命，总领东北防疫诸事，推行西方的防疫方法。虽然受命于朝廷，但是因为新式医疗人才缺乏，伍连德到哈尔滨时身边只有一个学生。后来协和医院、北洋医学院等新式医院和学校派来医生和学员，也只有不足50人。 　　无奈之下，伍连德召集了一批当地的中医，进行培训之后，和警察、军队一起投入防疫工作。至瘟疫结束之时，近3000人的防疫队伍染病殉职297人，其中感染率最高的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染病殉职。在长春，31名注册中医中，染疫身亡者17人；傅家甸有中医9人，染疫身亡者4人。 　　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医尚不了解肺鼠疫的传染方式，并未在治疗时采取防护措施。 　　就在伍连德的防疫队伍努力堵截疫病流传之时，一些民间的古怪药方也在四处流传。譬如有用熊胆、蚺蛇胆，因为以上两味药不易得，还有人献奇方，说用猫胆一枚，暖酒冲服，便可立时痊愈，其原理是猫能克鼠，而胆能去毒。 191 1年，黑龙江哈尔滨，鼠疫消毒车准备出发。 　　此外，还有用萝卜、白菜、石膏、银花、猫尿、獭肝治疗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