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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文学意图双重变奏 　　摘 要： 本文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代表作《灵山》和《野人》，力图从创作时间、小说情节、主人公、主题思想及艺术表现形式等五个层面发掘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指出这种相似性的出现乃是作者同一文学意图双重变奏的结果，并结合中国当代作家中较普遍的“重复写作”现象，诊断高行健文学成就为人诟病的症候及其对作家创作生命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高行健 文学意图 《灵山》 《野人》 “重复写作” 　　一般认为，高行健在长篇小说《灵山》之前写的小说，“找寻的是叙述角度和叙述方法”，或者说是做“多人称叙述”的练习，从而为《灵山》的创作做准备；与之相类似，高行健的戏剧作品《野人》则被认为是他探索实验剧的第一阶段总结，无论是假定性的运用、多声部的技巧还是对“中性演员”的要求等，皆为“《绝对信号》、《车站》开始的戏剧技巧的综合运用与延伸”。然而，《灵山》同《野人》之间的联系却缺乏相关的撰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中，提到高行健小说人称、叙述观点的转换“这种写作策略来自于他的戏剧创作”，揭示了作家的小说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戏剧的影响，但论述角度是从叙事策略出发的。本文从创作时间、情节、主人公、主题思想及形式等五个层面，跨越小说和戏剧的文类差异，发掘《灵山》和《野人》的相似之处。 　　一 　　《灵山》的创作时间跨度为“一九八二年夏至一九八九年九月”，而《野人》则完成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一稿）；十二月一日（二稿）”，可见《野人》是在《灵山》的创作前期同时完成的。此外，高行健在《〈野人〉和我》一文中提道： 　　“为了写（《野人》）这个戏，我在长江流域跑了四个多月，行程三万里路，到了八个省、七个自然保护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野人》构思的完成就在我这三万里行程结束的时候。”① 　　关于高行健这次出游的起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逃避中宣部对剧本《车站》的批判而“自我流放”： 　　“我等不及领出差费，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我的长篇小说《灵山》的四百元稿费，一脚到??成都，转而便扎进川西北大熊猫保护区的原始林区里……我从大雪山转到东海边，走了八个省，七个自然保护区，行程达一万五千公里，浪荡了五个月……”② 　　除了时间和行程或许出于记忆而产生的误差外，高行健此行的区域是确定的。但我们仍要看到，作家对于《野人》的构思“酝酿了不止一年”，在实地考察前已经向不少专家请教过，而把野人的问题和看法表现在剧中，则是在他去了“许多传说有野人的山区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此行的费用恰恰是《灵山》的预支稿费，而《灵山》的开头便是“你”开始了寻访灵山之旅，所以在高行健去大西南以前，似不可能虚拟出那无限延伸的一幅幅边陲图景。我们不妨大胆推测，高行健的“自我流放”实则带有丰富文学构思和想象的目的；反之，也正是这次西南之行，为他“带来了《野人》、《灵山》……的创作材料……是他迈向世界级大作家的关键一步”。③ 　　二 　　《野人》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中，主人公生态学家进入林区考察生态环境，林区主任及随后与生态学家同居一室的记者，都对其本职“生态学”不很清楚，反而误认为他是“考察野人的”，而他竟也默认了“就算是的”；在《灵山》的第五十七章中，“我”进入神农架，“实在是想看看这片原始森林是否还在”，且指出他一路走来“并非怀着那种未曾泯灭的使命感”，也“没有目的”。故而，我们无法将两个主人公完全等同：小说中的“我”是在长江流域的一个漫游者，所见所闻都带有现实的烙印；《野人》中的生态学家则携带考察任务，并最终在第三章完成使命，变林区为自然保护区。但是二者都怀着强烈的生态批评意识，对为追求木材的利润而大肆砍伐森林有“自觉关注和强烈愤慨”。此外，他们分别因之接触到的人物：林区林主任、梁队长、陈干事、守林人（《野人》）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站站长（十八章）、黑湾河监察站站长（三十三章）及科长（五十七章）（《灵山》）在形象上不无暗合之处。在《野人》第二章出现了小学教师记录老歌师曾伯唱诵的《黑暗传》，我们也可以在《灵山》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譬如第二章出现的羌族人、第二十章的彝族歌手、第四十一章出现的祭师、第四十九章出现的道士、第五十九章的干部（他还提到《黑暗传》是‘前两年在山里当小学教员时，请一个老歌师边唱边记录下来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有学者称这些近似的人物形象为“负罪而生，颠沛落魄”的大祭师，为“衰朽的现代进行一场招魂”④。至于那部“被遗忘的民族史诗”《黑暗传》则完全相同。在《野人》最后，作者在附加的演出建议和说明中提道： 　　“木雕的面具的制作可参照贵州博物馆收藏的黄县的巫术面具，不要弄成戏曲人物脸谱的样子。”⑤ 　　熟悉高行健作品的人难免会会心一笑，这副面具正是《灵山》第二十四章中，“我”在“贵阳的一个博物馆的展品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