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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华文化视野下美术和设计教育 　　再提“中国梦”一词，已经不适合泛泛而谈，因为文化的力量不言自明。而对于以文化传承与传播作为重要使命的高等艺术教育，其对实现“中国梦”的推动力量实在不可小觑。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方面来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都与实现中国梦、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不无关系。 　　在2013’第八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记者从本届论坛主题切入，以“美术、设计人才培养的跨越发展”为题，邀请部分参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高校美术、设计教育面临的热点问题，引起了热烈回应。 　　何为跨越式发展？专家一致认为，数量上的跨越发展应该终结，质量的跨越发展才是关键。当今的美术与设计教育，新老问题重叠，建构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是业内人士所一致呼吁的，没有一种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要使未来的艺术人才素质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将会难上加难。论坛期间，围绕着艺术人才培养结构失衡、美术和设计教育是否应该建立标准和规范等新问题，以及师资、课程、教学方式和方法等若干一再被重提却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被访专家的观点掷地有声，传达出了对艺术教育未来的信心与信念，也为今后美术和设计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艺术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的意义 　　无论美术还是设计，甚至包括艺术的所有门类，其在创造美的同时还应该承担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那就是文化的传播，尤其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于这一点，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就艺术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与文化传播的意义做了如下阐释。 　　艺术人才培养应面向市场 　　调整现在艺术人才培养的结构，形成一个合理的艺术人才队伍，既符合中国现在的文化战略发展需要，也是艺术教育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一种传播的性格，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国际的视野和影响。 　　现阶段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除了独立设置31所专门艺术院校外，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甚至理工科大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办有艺术专业，且不说这样的专业设置是否合理，如此庞大的艺术人才培养规模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完全是“两张皮”。学校的招生计划，包括由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招生总量基本没有社会调研的基础，缺乏合理、科学的数据依据。一般都是由各个学校自主决定，教育主管部门形式上的审核，其做法是有什么样的师资或有多少师资就确定招什么样的专业和招生规模。至于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学校是一概不负责任的。学校对社会人才需求反应的严重滞后，自谋职业成为学校逃避社会责任的最好借口，甚至还会美其名曰：虽然就业困难，但对提高社会民众的总体文化素质还是有贡献的。当然，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在现行体制下，有师资不招生，这一部分教师谁来养？招生规模太小，学校办学也难以为继。其结果是招生、培养越多造成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就越大。以民乐演奏专业为例，各类艺术院校每年都以成千上百的规模在培养输出着民乐的演奏人才，但在目前演出院团萎缩，演艺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当然话说回来，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现在艺术升格为学科门类，我们对其学科体系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它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学科外延的问题应该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我注意到有很多人热衷于五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怎样设定，以及与传统的专业方向又如何对应等问题，喜欢将之切割分块，似乎分得越细越好，很少考虑这个学科在新的形势下内部应该如何融通，外部应该如何扩展和延伸的问题。如果学科升格，而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实践上又一切照旧，那么，这样的升格又有什么意义呢。如何构建一个既有“学”的高度和广度，又有“术”的精湛和完美，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真正挑战。我对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出面来制定什么学科教育的国家标准持有保留态度。即便有，那也只能是宏观上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我非常同意四川大学黄宗贤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标准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规范性和多样性结合，共同性和差异性结合，基础性和前瞻性结合。但我发现很多专家过于热衷于详细规则的制定，要是真的有一天出台了一个规则详细、定于一尊的高等艺术教育的执行标准，那么对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绝不是推动，而是一个灾难。试想中国幅员辽阔，传统多元，艺术教育有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再加上各个学校的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师资构成、不同的学术积累，以及不同的区域文化影响等，如何要求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执行一个所谓的国家标准呢？再回到上面的话题，现在学校可以做的是对艺术人才培养的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对学科的边界进行适当的延伸，加大艺术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度，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使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不仅要培养一定数量的艺术实践型人才，更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