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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生态视角“范张鸡黍”题材流变考察 　　摘 要：“范张鸡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一个守信义、重承诺的题材，此题材具备较强的衍生性。本文选取元代后期著名杂剧作家宫天挺的剧作《范张鸡黍》为中介，考究东汉、元中后期、明天启间三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思潮，探索该题材之流变成因。 　　关键词：“范张鸡黍” 题材流变 文化生态 　　“范张鸡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一个守信义、重承诺的题材，此题材具备较强的衍生性。范、张事首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七十一·范式传》，后于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收有《元伯巨卿》，元宫天挺创作《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今存元刊本、《息机子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欹枕集》收有《死生交范张鸡黍》，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六收有《范巨卿鸡黍生死交》。且有成语“范张鸡黍”，“范张鸡黍，约期不忘”也成为千百年来启蒙幼学“朋友有信”的最佳范例，可见范张事流传广矣。 　　“范张鸡黍”题材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东汉、元中后期、明天启间。通观《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七十一·范式传》、《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可以发现该题材变动明显：《范式传》[1]首度以史家笔法原创性的出现：范张二人少游太学，后并告乡里，两年后范如期赴张之鸡黍会，尽欢而别。范仕为郡功曹。后张病逝，托梦范欲其主丧，否则“柩不肯进”，范果素车白马千里来吊，为其守冢修树乃去。后范受业太学，诸生陈平子病重弥留之际裂素为书认定范为死友，范果料其后事，因此受到三府召辟而不应。后迁荆州刺史，循又迁庐江太守，范于新野县仪仗中发现同窗孔嵩，欲举荐但遭婉言拒绝。孔在阿里正身厉行受人尊重，驯化盗贼，后官至南海太守。此时二人之事还不集中，只用朴素语言道来。而到《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2]中：首先加进了口是心非、欺世盗名之龌龊小人王韬一线，使范张代表的信义道德力量有了有力的衬托。其次加进了皇家的代言人第五伦。再次范式不肯屈就掌吏功曹。四是集中情节于范张二人的性格塑造与品行志向的绘写。五是范式雷电般针贬时弊的抨击贯穿于全剧。六是范式就行藏的问题彷徨歧路的内心冲突成为整个人物性格与意志绘写的重头戏。由于史料与戏剧不同体裁所带来的区别就无需赘言了。到《喻世明言》[3]，情况也不同：首先交待二人的出身，张氏务农而范家经商。其次二人去洛阳应举而非“游”太学，且张在路中救了范。三是范式死，借魂日走千里赴张之鸡黍会。最后，故事结局带有“梁祝化”色彩，张于范的葬礼中殉友而死，二人合葬。可见此处情节与前代题材处理恰好相反。 　　为何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同一题材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呢？这一方面是作者的创作个性，更深层的是时代文化生态的制约。“自在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存在。文学无论如何拒绝社会、忽视社会，总是深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带有大量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4]丹纳《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5]文学是“文化——精神生态圈”的重要部分，不同的世风人情、生活视角、道德标准、审美趣味、社会思潮组成了文学依托生长的文化生态。从文化生态这一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对“范张鸡黍”题材的流变进行可信的探究。 　　首先，汉代儒学纲常的伦理构建，使友朋信义神圣内化于个体思维。汉代自董仲舒始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为当时的大一统帝国提供政治、社会、文化秩序。此前，儒家认为天人社会存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与天道五行相和。董仲舒从中提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并明确了五种不变之德性：仁、义、礼、智、信，是为三纲五常。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为社会伦理不变之天道。[6]汉王朝经过新莽之乱，以皇室正统自命的刘秀于农民起义中趁势而起，在这种情况下，重建统治秩序、钳制人民思想成为东汉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出于统一帝国空前之上层建筑的需要，另一方面董仲舒提倡的一套伦理秩序与中华古老的农耕本位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有血肉联系。统治者树立和表彰了大批忠实地实践伦常的典型，《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践行朋友之信的范式就应运而生了。《独行列传》的前序有云：“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亦也。……良其风轨有足怀者。”[7]这当中就有24人之多的行事记录。并且在后面的“赞”中更是对这些愚弄人民的典型大加赞赏。再者，自孔子以来就主张君子与众人交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等，在讲诚信、重然诺的环境中，君子才会于人伦践行中获得区别于小人的基本保证。 　　其次，元蒙异质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冲击，导致科举仕途受阻的汉族文人在希翼伦理重建与面对不公强权时个体无力之间的纠结。元代为首个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当时元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