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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学治理道德诉求 　　摘要：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是“以德治教”和“以德治校”在大学治理中的具体体现。道德诉求作为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成为建立道德型大学的必然要求。当前，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就在于建立道德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以道德约束大学官员权力、强化大学官员的官德建设，建立公平正义的治理秩序和制度安排，以保障和扩大普通教职员工权利。 　　关键词：中国大学；大学治理；道德诉求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17-04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共治’理念的安徽高校内部治理研究”（AHSK11-12D62）；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理论与实践研究”（BIA110076）；安徽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效果实证研究”（2012jyxm 273）。 　　作者简介：余承海（1972-），男，安徽寿县人，教育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比较教育管理研究。 　　道德能够为大学治理输送新鲜的血液，重新激活大学治理。正如美国教育管理非主流派重要代表人物萨乔万尼（Thomas J.Sergiovanni）所说，道德才是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是大学治理的关键所在。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是“以德治教”和“以德治校”在大学治理中的具体体现。道德诉求作为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成为建立道德型大学的必然要求。 　　一、建立道德化的现代大学制度 　　19世纪以来，“科学开始取代道德哲学的地位，研究开始取代教学的地位”[1]。大学逐渐偏离德性，成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的制度性场所，大学逐渐淡漠了道德责任，大学人渐渐失去了道德自治与自主。甚至有人认为让道德判断进入大学制度设计或决策被认为是错误的[2]（P29）。道德规范在理性的制度面前逐渐式微，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一种矫情而不再是大学的天性。今天，在经济理性、技术理性与常识理性的主导下，以科层制作为组织架构的社会机构，在制度设计中去道德化已是一个普遍的选择[2]（P25）。大学也不例外。 　　但“制度与道德原本就有着亲缘???系，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特点相异而又义理相通”[3]。制度的道德性是制度的内在本质属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表明，制度的制定有其特定的道德背景，蕴涵着特定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只不过其道德属性常常为其工具理性所遮蔽。制度背后应该有更深层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的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他认为制度有着自身所诉求的道德原则。制度本身所蕴涵的道德原则又成为评价制度道德属性的依据。正如美国当代伦理学家富勒所言：“一个真正的制度应当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一旦国家施行的制度没有能蕴涵着道德的价值取向，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4]。制度作为价值规定，其最终根据在于道德，制度必然是道德价值的展开与体现。但当前的大学制度中“似乎没有道德存在的地盘，制度的工具价值远远超越其伦理价值”[5]。缺少德性的大学制度犹如一纸空文，没有制度效果，就如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所说：“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对制度道德属性的疏忽，往往导致制度在发挥工具作用时，暗暗确认、传播着与工具理性最终目的及社会整体的道德追求方向相反的信息[6]。 　　面对道德诉求未能充分彰显的大学制度，部分大学官员精于对制度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修正，他们不是“遵守”制度而是“利用”或“绕开”制度，造成“潜规则”盛行，最终导致制度的逆变或悬置。因此，当前的大学治理制度需要充分彰显其道德属性。 　　要想有效地约束大学官员的不轨行为，单纯理性的大学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虑道德的维度。如果制度未能体现良好的道德诉求，那么由这种制度所建构出来的大学治理就是病态的治理，甚至是不道德的治理。在这种不道德的治理中，私人层面的道德努力将是无力的。只有将良好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制度的设计当中，才能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文化与秩序。除非大学官员在内心里有了高度的认同，对于大学的治理从道德的高度上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否则任何强制的规章制度都不可能长期有效。正如王建华教授指出：很少有人从大学制度的设计理念上着手，把大学道德危机这个问题“连根拔起”。要避免不“讲”道德的尴尬，必须使大学再次成为德性之家，在大学治理中输入道德血液，从制度设计上将知性的大学重建为德性的大学，坚守道德的合理诉求。 　　道德探究与德性践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创新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当前大学治理的道德危机，深层的根源在于大学制度设计或演进中的去道德化与去道德化教育的双重互动。大学规模的日益庞大使得去道德化的大学制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