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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发展及评价 　　新中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笔者试图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事诉讼检察制度 　　1949年1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诉。……5、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该条例在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各处“职掌”的第10条中，规定第三处的职掌是：“1、关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参与事项；2、关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一切行政诉讼参与事项”。在最初的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条例中，对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责，作了最早的规定，这就是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民事诉讼。随后，在1950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署作出4项规定，其中第2项在规定检察机关职责中规定：“……（5）对于社会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得代表国家参与之。”这一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通报全国，并要求各中央避、分局、各省、市委在各军政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中保证实施。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诉讼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在“上诉（抗诉）”的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署对于其起诉或参加的案件，得提出抗诉（第56条第2款），同时对抗诉的期间、方法、抗诉案件的审理程序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监督审判”部分，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责规定得更为详细。其中第77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因人民检察署的抗诉或其他原因，认为有必要时，得命下级人民法院速将审理中的或判决确定的案卷送交审查。”“人民检察署执行检察职务时，对于所辖区域内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中或判决确定的案件，认为有必要时，亦得向下级法院调卷审查。下级法院接到前两项的调卷命令或函件后，应速将案卷送交调卷的法院或检察署。案件如在审理中，应即停止审理；如已判决确??，非有停止执行的命令，不停止执行。”第78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署调到卷宗后，应速予审查处理。”“调卷的人民检察署审查结果，对于下级法院审理中的或判决确定的案件，认为有前项情形[1]时，得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请予处理。”第80条对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审判监督权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确有重大错误时，亦得向其提起抗诉，请予再审。”在这一诉讼程序规则中，对检察机关在民行诉讼中的地位、职权，以及参与诉讼、调卷、抗诉等具体程序，作了十分清楚的规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之直辖，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三）对各级审判机之违法或不当裁判，提起抗诉；…….（六）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也授予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以同样的职权。但由于当时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于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进行规定。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不难发现立法和制度都比较完整。这种较为完整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在制裁民事审判违法和其他诉讼违法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益，保证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作用，对于当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和完善民事抗诉制度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民事诉讼检察工作 　　新中国的民事行政检察正在健康发展的时候，1957年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新生的新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规定的一些正确原则和制度受到错误批判。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法制被严重破坏，各级检察机关都被撤销，1975年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从宪法上彻底否定了人民检察机关存在的必要性，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与其他检察制度同时被废止。文革以后，1978年宪法规定了重建人民检察机关，各项检察职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恢复。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彻底废止了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以及1983年修订后的该法都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内容，检察职能实际上集中于刑事诉讼领域。该法虽然在第1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具体的职权中，规定的都是刑事检察职权。198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