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史.doc.doc

1962 年10 月，我毕业分配到著名的青岛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在设计科当了一名产品的美工设计师。在这片交大毕业生的乐土上，我曾幻想过回归建筑设计队伍，却从来没有想到，能与中国现代建筑史结缘，我学习中国现代建筑史，纯系偶然，是误入史林。回头想来，却也有点滴征兆，把我往这条路上点化。 史学大师翁独健对顽童弹琴 文革中，常到同窗好友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李哲之家中，他的夫人翁如璧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家在一起无所不谈，特别是文革中的苦闷。日子久了，李哲之建议我去见见翁如璧的父亲翁独健老伯，他说，“你一定会受益匪浅”。翁老伯是当时我国首屈一指的元史大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曾做过北京市教育局长。李哲之夫妇陪我到南池子的一个四合院见到了他。翁老伯虽然在家中休息，但衣履整齐，领带直挺，灰白的头发有很好的梳理。年轻的后生们十分激动地向翁老伯诉说对全国停产，到处武斗以及知识分子毫无地位的内心焦虑。翁老伯慢条斯理地说，停产不是问题，武斗也不是问题。这话让我们很是诧异，这么大的动乱竟然都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翁老伯伸出两个指头说，一是教育，二是人口。他接着说，停产不会长久，武斗早晚能停止，可是，一代没有受教育的人怎么弥补？他说，多出生的人口，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收拾。当谈到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时，翁老伯笑着说，不重视文化的朝代，一向如此。元朝不重视文化，知识分子地位就低，也排老九，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第九，乞丐第十1)，挨着叫花子。翁老伯教导我们要读点儿历史，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比如林彪现象，中国历史上争权夺位事情要惨烈得多。他对我说，现有的中国通史有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写的，但他特别向我推荐了范文澜先生和他的学生蔡美彪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赠送我一部内部出版的《世界文化史》，那是翁伯母翻译的，字体很大，叙事有趣。翁老伯说，中国有很好的修史传统，除元朝外，各朝实录资料都很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这样可以避免修史者不敢说真话，而中国古代的太史公们，偏偏有敢说真话而不怕杀头的传统。翁老伯给我们讲了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夺位，连连杀掉写他“弑君” 翁独健先生（翁如壁供稿）邹德侬向龚德顺(右)汇报的几位前仆后继的太史公，一直杀到手软而不敢再杀的故事2)。与翁老伯的几次谈话，让我终生不忘，翁老伯胸怀广阔，视界高远，学问精深，为人谦和，表现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格魅力，让我从心底产生了对历史学家的敬仰和对历史学科的敬畏，特别是想到那些前仆后继的太史公，让我激动不已。设计大师龚德顺引领现代建筑史研究 2007 年11 月，龚德顺先生去世了，我很伤感，是他把我领入中国现代建筑史这个曾经被视为“禁区”的领域，他不但初创了这个学科，而且他在解放初期与老一辈建筑家一道，做出了一批优秀中国现代建筑实例，延续了一代建筑师期盼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理想。他有许多别人不可代替的工作要做，但病魔长期阻隔着他的思想和语言，他带走了太多的中国现代建筑珍贵信息，是无法挽回的遗憾。1980 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的编撰工作全面展开，由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戴念慈主持，设计局局长龚德顺协助工作。当时，全书的诸多条目都各有撰主，唯独条目“中国现代建筑”作者难寻。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中国现代建筑的30 年间，与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息息相关，这段历史与建筑发展的复杂纠葛难以把握，容易出现“立场问题”。龚总决定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立项，做专题研究。作为校友，他请天津大学建筑系派人支持这一研究，建筑系领导冯建逵先生，向龚德顺推荐了我。龚总看我的履历实在太简单，恐怕不能胜任，于是再找冯先生商量换人，冯先生说，没有人了。可能因为任务紧急，龚总还是接受了我。我知道有换人的周折，也明白这是在冒“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危险，但因初涉世道不知深浅，还是来到设计局见了龚总。龚总说，项目负责单位是设计局，参加单位是天津大学，先拨科研费1 万元，其中学校4000元，一同工作的是设计局技术处窦以德，要在1983年底完成“中国现代建筑”条目初稿。1983 年4 月，我跟随窦先生踏上了调研“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路程。本来，我对中国现代建筑没有多少兴趣—不就是窗外、街头那些灰头土脸的房子吗？可是，当大半个中国调查下来以后，情况让我十分震动，在共和国刚刚成立的短短几年里，全国各地出现过那么多的“标准的现代建筑”，其中一些优秀作品，至今看来也毫不逊色。一些受访的建筑师告诉我们，我国的建筑师很早就掌握了现代建筑原则，能做出地道的摩登建筑。可是，在我接触的文献中，这批建筑一直就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产物，而且被苏联专家斥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3)。我不知道，龚总作为执行政策的政府官员，是否同意从正面来反映这批被湮灭的“中国现代建筑”。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完全不是